獨樹一幟的“海派”紅木家具

我國的傳統家具，特別是明清時代的紅木家具，被世人一致公認為世界家具藝術中的瑰寶。雖然經歷了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系列社會動亂和經濟衰敗，但紅木家具以其藝術和文化的頑強生命力延續至今。我國地域廣大，各地的歷史沉淀和人們生活習俗上的差異，文化形態的差異，與外界特別是與海外文化交流、溝通程度的差異以及居民的來源、組成結構上的差異，逐漸形成了帶有濃重地域色彩的紅木家具款式三大派，即以皇城深宮大院、官宦府第的陳設家具為基本款式的京作；以江南樓臺亭閣、書香門第的起居家具為基本款式的蘇作和以南國會館茶樓、商賈豪門的會客家具為基本款式的廣作。歷史不足百年的“海派”紅木家具作為一種有獨特影響力的家具文化于京、蘇、廣三大派之外獨樹一幟。

上海所處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水、陸、空交通便利，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對外開放的口岸之一，經過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成為我國最大的移民城市。五方人群混居，市場萬商云集；文化形態方面時尚與習俗包容并存，繼承與借鑒兼收并蓄，中華文明與西洋文化互融互補，移民城市的文化藝術特點在這里發揮到極致。上海的紅木家具與上海的城市建筑、電影戲劇、文學藝術一樣具有濃重的“海派”風格。“海派”紅木家具注重實用功能與居室擺飾功能結合，造型樣式中西合璧，裝飾紋樣時尚與傳統并重，整體風格既不張揚，也不媚俗。經過幾代人嘔心瀝血、不倦追求，“海派”紅木家具以其藝術成就成為上海工藝美術領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上海消費者的挑剔和排他舉國聞名，“海派”紅木家具雖然是吸收了古今中外家具藝術的混血兒，但因其風格、造型融入了這個城市的文化藝術潮流和貼近消費群體的審美觀而備受青睞，各地以上海為銷售目的地的紅木家具產品若想取得成功，或多或少都要帶點“海派”味道。

所謂的紅木家具“海派”風格并不是一種固定模式，并不是某種或某件具體產品樣式，而是這個城市“海派”文化藝術潮流和消費群體審美觀形成的對紅木家具產品全方位的導向，是對紅木家具從業者在體現文化藝術潮流和消費群體審美觀努力過程的一種肯定和褒揚。

從九十年代起，紅木家具市場需求量劇增，區區幾家國營企業的生產量遠遠不能滿足市場需求。適逢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剎那間涌現出眾多大大小小的民營紅木家具生產企業，上海鄰近省市，如常熟等地區，企業數量如滾雪球般驚人增加，加上來自廣東的紅木產品由外銷大量轉為內銷，不同地區、不同體制、不同規模的紅木企業一哄而起爭搶市場蛋糕，造成民營企業從誕生的一刻起就面臨嚴酷的市場競爭，承擔著沉重的生存壓力，不少企業無暇顧及提高企業本身的管理水平和產品檔次。隨著市場逐漸規范健全，消費者由狂熱趨向冷靜，由從眾心理提升為對產品品位的追求，促使民營企業從草創逐步走向成熟。許多企業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市場定位，摸索適者生存的市場經濟規律，確立本企業的經營方針和產品風格，重視打造自己的品牌，特別是一些有膽魄有激情的優秀經營者，多年來不惜投入精力財力，孜孜不倦地研究、探索、提升產品的“海派”文化內涵、藝術品位和工藝價值，他們的努力無一例外使企業獲得了公認的成就。

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國有的紅木家具生產企業被生機勃勃的民營企業取而代之，不少企業的生產規模早已超過當年的國營企業，民營企業的成熟使“海派”紅木家具產業發展前景充滿希望和活力。上海的民營企業家們應該理直氣壯地宣稱，重振“海派”紅木家具雄風，塑造新時期的“海派”形象的責任，舍我其誰！

重振“海派”紅木家具雄風，塑造 “海派”紅木家具新的形象，重要的不在于產品的“多”而在于“精”。目前市場上的紅木家具產品，就其造型設計和制作工藝而言，大部分只能算作“商品”。作為工藝美術領域中的“海派”紅木家具，應該是能夠體現精湛的制作工藝和具有深厚文化底蘊的“作品”和“精品”， 應該是有著深厚的“海派”文化支撐、精到的設計、用最節儉的材料消耗實現藝術價值和工藝價值的工藝美術精品。

十年前，針對當時紅木家具市場摻假使雜、粗制濫造等混亂狀況急需扭轉的迫切需要，上海市地方標準《紅木家具產品標識規定》應運而生，規定產品必須真材實料，要求經營者明碼標識，在當時無疑是對癥下猛藥。十年后，人們開始厭煩“真材實料”、“假一罰十”等等老掉牙的承諾，價格便宜的低檔產品逐漸失去吸引力，企業和消費者對紅木家具的品質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就意味著對紅木家具地方標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今年地方標準正在進行修訂，在標準修訂研討會上，企業踴躍參與程度超出了主辦者的預計，發言者一致建議地方標準應該強調產品藝術含量和工藝水準，提升上海紅木家具產品的總體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