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式家具的形成與發展

中國古代家具有縱橫兩條主線，縱線就是以歷史為線索：產生一個時期一個時期的家具系列，即早期家具、漢唐家具、宋元家具、明清家具、民國家具等。第二條主線是橫線，橫線是以地方風格為脈絡，產生一個地方一個地方的家具模式。如果我們從細處研究，應該說地域遼闊的我國的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有時甚至在一個地區地理環境中、不同的背景下，由于審美習慣和文化傳統等方面的差異，都會有不同的產物。形成了博采眾長，又風格迥異，各領風騷的家具。但是，我們這里敘述的流派是就其整體而言的，這一點目前古代家具研究界已取得共識。一般來講，有蘇式（亦稱蘇作，蘇州制作）、廣式（亦稱廣作，廣州制作）、京式（亦稱京作，北京制作），以及其它流派，諸如晉式、寧式、魯式、閩式等。其中產自蘇州、廣州、北京的古代家具，它們各代表一方的風格特點，是古代家具的三大名作。

蘇式家具

我國在明代時，尚無流派可言。當時的家具制作，主要集中在以江蘇省為中心的長江下游一帶。隨著時間的推移，江蘇省的蘇州、揚州和松江一帶的家具制作名望越來越高，這時候不論是皇宮里用的家具，還是官邸私宅用的家具，都是從這里源源不斷地流向四面八方，人們冠以“蘇式”的稱謂。所謂“蘇式”，就是在明代出現的，是明式家具的發源地，所以也可以說是“明式”。換句話說，名揚中外的明式家具，即以蘇式家具為主。

蘇式家具的形成和發展與當時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是分不開的。明、清時期，有“天堂”美譽的蘇州，是我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清代孫嘉淦《南游記》寫道:“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渾若云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明清兩代，蘇州地區生產的絲織、刺繡、印染、紅雕漆器、琢玉、家具和桃花塢木版畫等，遐邇聞名。明張瀚(松窗夢語.百工紀》記載;“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吳制器而美，以為非美弗珍也。……四方貴吳，而吳益工于器”。文獻呼所謂“三吳”，指蘇州與吳州、長洲，合稱三吳，以蘇州為首。所謂“制器”，自然包括家具制作。

除了經濟因素外，蘇式家具的發展和風格的形式，還與蘇州地區高度發展的文化藝術及特定的文化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古代繪畫史上的吳門畫派，就誕生于此地，明代吳門派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都在蘇州生活過很長時間。

明清時期，蘇州地區園林密布，秀甲天下，一時文人薈集，物華天寶，人杰地靈。誠如沈朝初《憶江南》所寫：“蘇州好，城里半園亭”。《吳風錄》也寫道:“雖閭閻下戶，亦飾小山盆島為玩。”造園成為蘇州的一種時尚。明清時期蘇州城鄉共有園辦二百多處，為全國之首。其中不少為文人所構筑，如唐寅(桃花庵)、文震亨(香草垞)、段玉裁、汪琬、吳嘉淦、薛雪、袁學瀾等皆在蘇州有園。這些文人士大夫追求高逸脫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對蘇式家具產生潛移目默化的影響。特別是明代文震亨的《長物志》、屠隆的《考盤余事》及清代李漁的《閑情偶寄》，這三部書對明清家具進行了品評和總結，推動了蘇式家具藝術水平的提高。蘇式家具之所以脫穎而出，流風彌漫，確實可以說是這種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結果。現存姑蘇庭園中的明式家具，無不造型簡練，樸素大方，古趣淡雅，似有小橋流水，江南人家的韻味。

舉世聞名的明代蘇式家具主要有以下特征和風格

一是格調大方，素潔文雅，沒有什么繁雜的雕刻、鑲嵌，即便是雕刻、鑲嵌也很古樸，富有傳統。并主要表現在箱柜和屏聯上。以普通箱柜為例，通常以硬木做成框架，然后按漆工工序涂生漆，糊麻布，上漆灰打磨平整后，上漆兩到三遍，最后上退光漆待陰干后，開始裝飾圖案。先在漆面上描出畫稿，再按圖案形式控槽，再以事先按圖做好的各種質地嵌件鑲在槽內，用膠枯牢，即為成品。蘇式家具中雕刻也大多用小塊堆嵌，整版大面積雕刻的極為少見，常見的鑲嵌材料多為玉石、象牙、羅甸，各種顏色的彩石，各種木雕，木雕中以雞翅木較多。這種鑲嵌手法的優點是可以充分利用材料，那怕只有黃豆大小的石料碎渣或羅甸沙碎屑，都不會廢棄。

二是結構整體，線條流暢。蘇式家具制作時采用一木連作，上下貫通，不像清代家具那樣各部件顯分離狀。具體說來，蘇式家具的大器物多采用包鑲手法，即用雜木為骨架，外面粘貼硬木薄板，這種包鑲作法，雖然費時費力，技術要求也較高，但好的包鑲家具，不經過仔細觀察和用手摸一摸，就很難斷定是包鑲作法。其目的是為了不讓人看出破綻，通常把接縫處理在棱角部位，而使家具表面木質紋理保持完整，既節省了材料，又不破壞家具本身的整潔效果。為了節省材料，制作桌、椅、凳等家具時，還常在暗處摻雜其它雜木，這種情況多表現在器物里面的穿帶的用料上。現在宮中收藏的大批蘇式家具，十之八九都有這種情況，而且明清兩代的蘇式家具都是如此。蘇式家具大都油飾漆里，目的在于使穿帶避免受潮.以保持面心不至變形，同時也有遮丑的作用。

三是比例尺寸合度。明代蘇式家具的一招一式，空間尺寸，都經過反復推敲，達到增一分則長，減一分則短的地步。即使是陳設，也有一套相互適應的規范。

四是圓潤，所謂“明圓清方”，不論是部件斷面，局部圖案，還是整體造型，都呈圓渾柔潤狀態。給人一種自然的美感。

五是精于造材。蘇式家具的主要用料是黃花梨、紫檀木、鐵力木、雞翅木、癭木等優質硬木。由于這些木材有質地堅硬、色澤自然、紋理優美等特長，工匠們為了充分展示這些天然的木色，一改宋元重漆善描的工藝，采用不上油漆，打磨上蠟的工藝，將木質的天然美表現到最佳程度。這是蘇式家具最明顯的特點之一。最上品的蘇式家具所用的木材是黃花梨，所以我們今天見到明式黃花梨家具，就可斷言它必定是蘇式，也就是說產于蘇南地區。

由于地理條件決定，蘇南地區的硬質木材來源在明代時與廣州、北京相比，遠不及它們充實，主要是靠海上通道運來，這些材料來之不易，因此蘇派工匠們在家具制作上，用材精打細算。中國古代繪畫書法中有“惜墨如金”之說，蘇式家具也可以說做到了“惜木如金”的境界。蘇式家具既要造型優美，又要省料的作法，從而使家具產生了俊秀的風格，這是在客觀條件下主觀追求的結果。歷史上那些蘇式工匠簡直就象魔術師般精心地落用木料，巧妙套用，甚至連很小的木片都派上了用場，不論是大件器具或是小件器具，無不精心琢磨，保持美觀，使之天衣無縫，其近乎鬼斧神工的工藝技巧，令人嘆為觀止。

明代時，蘇式家具制成后，主要靠運河北上，運至北京通縣，上貢到朝廷皇宮或讓達官顯貴、財主商賈購置。再后來，工匠們也可以隨路出買家具，沿運河一帶散落了不少明式的黃花梨家具。事隔數百年后的今天，當世界性刮起收藏黃花梨家具旋風時，許多古家具販子就是沿著當年的這條運輸線，從民間尋覓黃花梨家具。在明代，北上的家具主要靠水運，大運河屬漕運，漕運就是宮運，運價奇高，所以當一件黃花梨家具運到北京時，行情就很高，特別是有題款的木器，據說一對面條柜，差不多要白銀千兩，當時一座很像樣的四合院，也只不過這個價錢。

蘇式家具經明朝的輝煌之后，到了清早期還在國內家具領域內占據“龍頭老大”的地位。到了雍正、乾隆兩朝，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社會風氣和清統治者心理的變化，家具的造型和裝飾急速向富麗、繁縟與華而不實的方向轉變。在這種情況之下，蘇式家具逐漸失去一統天下的主導地位，被后來居上的廣式家具所超越，客觀上黃花梨材料也已用竭，蘇式家具改用紅木。隨著蘇式家具的滑坡，能進入宮廷與宦官之家的木器越來越少，不得不轉向普通家具市場。

在蘇式家具從官向民的轉化過程中，為了能更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不得不吸取廣式家具的工藝，于是便形成了清代蘇式家具的面孔，人們習慣上稱為“廣式蘇作”。這種廣式蘇作的家具，參照廣式家具的品種與式樣，但仍按照蘇式制作工藝生產;或者在繼續沿襲傳統做法的基礎上，在裝飾手法和花紋圖案上不同程度地仿效廣式和京式，并明顯帶有外來文化的傾向。由干蘇式家具的豐富而歷史悠久的文化內涵，盡管它失去了上層社會的青睞，但它依舊保持了典雅而秀俊的風格，博得一般人家，尤其是文人的厚愛，在向純商品邁進的過程中，取得了市場。并闖出了一條為不同階層所享用的高度商品化的古典家具，從而使蘇式家具普及起來，民間一直有著豐富的存世量。

總的來看，蘇式家具的最大特點是造型上的輕與小和裝飾上的簡與秀，不如廣式家具渾厚凝重，滿身雕飾。蘇式家具的裝飾常用小面積的浮雕、線刻、嵌木、嵌石等手法，題材多取自歷代名人畫稿，以松、竹、梅、山石、花鳥、山水、風景以及各種神話傳說為主，其次是傳統紋飾如海水云龍、海水江崖、二龍戲珠、龍風呈祥等。折枝花卉亦普遍喜用，大多借其諧音，寓意吉祥，局部裝飾花紋多以纏枝蓮和纏枝牡丹為主，也有的采用草龍、方花紋、靈芝紋等圖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