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明代書桌開始，欣賞漆木家具的“草蛇灰線”

王世襄先生曾在晚年發出喟嘆，“未臨滄海難言水”。他坦言，自己研究了幾十年的明式黃花梨家具，只是某一時刻、某些地區的產物，“以我國歷史之悠久，疆域之廣袤，民族之眾多，無時無地沒有家具。放眼來看，黃花梨家具所占的位置就很有限了。”

面對海量的民間家具，不是“曾經滄海難為水”，而是希望垂老之年還能多學到一些相關知識。很遺憾，這一夙愿未能實現。

民間家具因其普遍，一直未能引起外界重視，但其中優質的部分，確有其學術研究與收藏價值。這一部分家具，更準確地說，是優質漆木家具，理應回歸其應有價值與地位。所以，我們嘗試用一種更接地氣兒的方式，挖掘優質漆木家具審美的草蛇灰線，將這些家具從民間家具的滄海打撈而出，令其重新回歸人們的視野。這是一次嶄新的嘗試和開始。

從一張明代書桌開始進入漆木家具

今天的主角，是一張壸門插肩劍腿桌。最初吸引我的，是它在墻上的影子，如俠客御風，起伏的衣擺。

側角顯著，四足纖巧，中起兩柱香線，至底，貫通花葉紋。

又順勢沿腿足邊緣起線，至梯子棖下，起雙排云鉤。

于上端向兩側彎轉，一側，停留后向牙板中央兜出壸門，另一側，停留后貫通兩側牙條，至邊緣又頓出委角，裊裊向上收尾。

整體一氣呵成，精光內斂。

牙板邊緣削出斜面，冰盤沿下斂壓邊線。梯子棖呈扁圓狀，又圓中帶方，邊緣亦起線。種種，意在削弱視覺上的滯重。

通體黑漆，渾然一體之感，當勝今日。

其最鮮明的特點是單噴面，即一側的桌面向外探出(探出腿足12cm)。如此，大邊就須足夠寬。

但翻看此桌面底，造法卻有不同。

因大邊留得過寬，會給人造成視覺上的不適(盡管初期有漆遮蓋)，故在面芯板下緊鄰大邊一側疊加一條木板，并與大邊取平，再將腿足的榫頭納進這條板材，并穿過面芯板做成透榫，從而取代大邊的作用。如此，更顯講究。

在兩側穿帶和抹頭之間，各有一根短棖相接，起加固之用。

“此桌出自晉南，制式奇特，應早于黃花梨家具出現。單噴面桌案，就我已知的，行家手里只有十幾張，這應該是唯一一張沒上手修復的，亦未曾清洗，就是原始狀態。”張先生說，“所有人都認為我買貴了，就連我自己也這樣認為，但出現這樣一張完整的，我沒有理由拒絕。”

這種結構的家具，究竟是作何用呢?

過往，人們對單噴面似有先入為主的看法，認為是防潮之用，倚墻而立。但這無法解釋緣何在那噴面一端的牙條上，還要“多此一舉”做出裝飾性委角。

有人認為是供桌，畢竟山西地區佛教盛行，供桌移動的頻率很低，也許這就是它完整傳世的重要原因。

一張沒有噴面但形制相仿的桌子。長117cm，寬85cm，高86.5cm。用料壯碩，牙板厚達2.5cm。兜出夸張的壸門造型，并起皮條線，線粗0.7cm。腿足雙面起線。

這類壯碩但細節變化不多的桌子，也許更吻合供桌，或曰大香幾。

壸門插肩劍腿桌榆木制，面芯板紋理近似桐木，卻比桐木硬，張先生推斷，這也許是一種質地較好的桐木。

眾所周知，桐木適合斫琴，據此也有人認為這是琴桌，加之面底的穿帶布局不勻稱，琴音可以施展得更充分。

這值得商榷。

在某展覽上，曾出現與壸門插肩劍腿桌幾乎一樣的一張桌子，亦出自山西。據修復者回憶，他拿到手時，殘損較為嚴重，但經過仔細對比，發現兩桌結構、比例，乃至腿足的起線與紋飾，均無不同。

主要不同，是多了一道攔水線。“人們常說，帶攔水線的就是酒桌，但既然可防酒灑，為何就不能防墨灑?”張先生說。

偏狹的尺寸(長109cm，寬74cm，高85cm)，豐富到“多余”的細節，實用性(可以抄手自如)的單噴面，讓他覺得壸門插肩劍腿桌，是書桌的可能性更大。

劉先生藏有一張大號的噴面桌，兩側梯子棖，前后弓子棖，如此設計，將這種形制的家具，實用性特點交代得更加顯著。桌面尺寸大，或可將其定義為畫桌或畫案(繪畫、賞畫)。

從霸氣到秀氣，從弓子棖到壸門，是古時文人審美觀的一個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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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結構的家具，又是緣起于何時呢?

在宋人所繪《梧陰清暇圖》中，可見一張盛放食物的方桌，造型與劉先生所藏噴面桌極似，只是缺少噴面。這說明，此種形制的家具早至宋代就出現了。出于實用性考慮的單噴面設計，亦極有可能在那一時期即已出現。

宋《蕉蔭擊球圖》或可視作其斷代的上限。

一張黑漆夾頭榫小桌(清理過)。長98cm，寬66cm，高83cm。亦是單噴面，但噴面要收斂許多(探出腿足8cm)，側面的牙條不隨噴面探出。桌面設攔水線。

漆質相當完好，桌面遍施鹿角灰，面底裱布。《琴經》說，“鹿角灰為上，牛角灰次之。”顯然，此非常人所用之物。

與壸門插肩劍腿桌，面底用疊加木板取代大邊的方式，使桌面視覺統一不同，此桌將噴面一側的大邊與面芯板做成連體狀，且厚度一致，腿足榫頭納入，并出透榫。

牙頭刻卷草紋，髹朱紅漆，顯現出貴族文化的特點，這也吻合它出自幾與內蒙交界的晉北地區。

側面牙條不出頭，許是為了不遮擋觀賞牙頭的視線。

腿足粗壯，似圓非方，梯子棖亦呈扁圓狀。

無論是從造型、比例還是工藝角度分析，這張桌子幾可定在清早期。而這，或可視作單噴面桌案斷代的下限。

至于為何不約而同都出自山西，鄭先生認為，“在這個地方，古代家具特別是這類桌案的設計風格，其淵源演變非常復雜流長。”

從公元1世紀直至公元5、6世紀的隋唐建立，黃河中上游北岸都處在各種文化、思想交融的動蕩期。西亞佛教藝術以及受古希臘影響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在此迅猛傳播，其中又有中原儒教的極大吸收與同化，進而形成其特有的融慣黃河兩岸的社會生活與家居陳設現象。

劉先生認為，這或許還與山西獨特的氣候條件有關，更利于漆木家具的保存。在南方，就極少出現這類家具。

這張壸門插肩劍腿桌，可以說是明式家具風格在明末清初正式形成以前，中國傳統家具極備設計與制作特點的作品典范，是明代文人適度文化的體現。

在今天，每一件老家具都已經超脫了時代的束縛，而變得功能多元，但在每個人眼中，它又是獨一無二的。在造物與持物之間，瞬間的心領神會，成就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