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規模的家具企業應當如何進行轉型升級?

近年來，由于1990年代第二輪經濟全球化中出現的國際經濟不均衡，一些國家中的“逆全球化”甚囂塵上，今年美國更是挑起了人類經濟史上最大規模的中美貿易戰;自2010年代初，我國經濟也進入了新常態。國際和國內經濟形勢的劇烈變化對我國家具業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重大挑戰，同時我國家具業自身的發展也要求從數量擴張型向質量效益型轉型升級，全面地實現現代化。因此，我國家具業的轉型升級問題更顯緊迫和必要。

對我國家具業現代化階段的認識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家具業迅速發展，已實現了初步的工業化。從現代化的標準來看，可以說基本上實現了“第一次工業化”，但成熟度較低，其突出的缺陷在于未能全面實現專業化分工和標準化生產。其中有較為復雜的情況，家具業發達地區的生產水平與家具業發展中地區的差別較大。前者的大多數企業中已基本實現標準化加工方式，專業化分工是在企業內部實現的，但并未社會化;后者在主要加工手段上實現了機械化，但還保留有大量手工作業，基本沒有實現標準化生產和專業分工。

在信息技術應用方面，絕大多數企業還處于很低的層次，很少有企業擁有制造信息平臺和內部管理信息網絡。在“第二次工業化”的知識經濟社會，現代產業是建立在現代知識基礎上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家具業從總體上來說還未能成為現代產業。但在我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國家具業也必須完成現代化的進程，這是毫無疑義的。

我國的家具業現在主要分布在黑龍江、沈陽、大連為中心的東北、以京津冀為中心的華北、以上海、浙江、江蘇為中心的華東、以珠江三角洲為中心的華南，以成都、新都、重慶為中心的四川等幾個重要的產業區，總的特點是沿海分布，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

近些年來，中西部地區的家具業隨著東部的產業轉移，也有較快的發展，建立了若干個產業區。這種經濟地理條件對我國家具業實現“第二次工業化”在客觀上提供了有利的契機。

產業的現代化與地區的現代化雖然有內在的聯系，但還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產業的發展有著自身的特點，產業的現代化程度并不完全取決于地區的現代化程度，它受到產業本身的歷史、資源、相關配套產業發展水平的制約。因此，產業的現代化更多地取決于產業區內工業群的創新。

我國家具業的轉型升級問題

我國家具業的構成十分復雜，雖然近幾年來自北至南的產業區，在工藝水平和產品質量方面趨于同質化，但是總的來說是南高北低，東高西低。即使在同一地區，不同類型企業的裝備及管理水平也相差很大。

我國家具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在全國8萬家企業中，規模以上的企業(年主營業收入2000萬元)約為4500家，占比不到10%，年產值超過億元的企業更不足5%。

眾多的中、小企業的綜合實力和市場取向也千差萬別，這就決定了不可能用一種模式來實現現代化的轉型，必須因地制宜地根據不同情況務實、漸進地推進現代化轉型。

在一篇文章中，要全面地提出多種模式的現代化轉型路徑是幾乎是不可能的。為了使問題簡化，在本文中僅把企業劃歸成兩大類型，即大型企業(年產值在億元以上)和中、小型企業(年產值在億元以下，當然其中有非常復雜的情況)。

大型家具企業的現代化轉型

熊彼特(S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指出，創新，是指“企業家對生產要素的新組合”。這包括：引進一種新的產品或提供一種產品的新質量;采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開辟一個新的市場;獲得一種原料或半成品的供給來源;實行一種新的組織形式，例如建立或打破一種壟斷地位。熊彼特把創新視為不斷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地破壞舊的，不斷創造新的結構。

20世紀后期以來，信息化技術使工業化生產方式出現了革命性的變革，數字化制造及其管理是它的核心。隨著原材料和能源成本的上升，勞動力價格的提高，大型企業由于投資和產量巨大，其邊際效益遞減和本身的生產慣性的劣勢，只有率先引進新技術、新方法才能擺脫與眾多中、小企業價格競爭的困境，才能在“多品種、小批量”的市場細分 中保持優勢。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計算機輔助設計與制造及其集成技術的應用(CAD/CAM/CIMS)加之互聯網技術(Internet)，使先進制造技術(Advance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MT)應運而生，它利用高新技術改造了傳統產業，使“批量客戶化”(大規模定制)成為可能。生產方式采取“精益生產”(Lean Production, LP)，實現對市場反應快速的“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 AM)和“智能化生產”。這種路徑不能用傳統思維來判斷，是利用高新技術來實現傳統產業“跨越式”發展的路徑。

在另一方面，現代管理理論也為這種路徑創新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傳統企業轉型要抓好三大戰略要素即供應鏈管理(SCM)、企業資源計劃(ERP)和顧客關系管理(CRM)。通過導入供應鏈管理和企業資源計劃，把企業的內外部資源進行整合，同時導入顧客關系管理建立維持顧客滿意度的機制，在互聯網時代，還可以進一步以網絡來建立產品協同商務(CPC)，借助于ERP、SCM和CRM的支持，形成一套完整的電子商務體系，對產品的研究進行管理，降低新產品的研發成本，縮短新產品的上市時間。

國內從事定制家具業務的企業如尚品宅配、索菲亞家居、美樂樂家居、金牌廚柜等企業，將大規模定制理論和信息技術有效融合，通過數字化設計與制造的生產方式、信息化管理與服務的商業模式的集成創新，逐步實現了了研發設計、生產制造、過程控制、企業管理、營銷服務等生產經營全過程的數字化、智能化，加速了企業的轉型升級，走出了新型工業化與信息化深度融合之路，推動了家具制造業從“生產型”制造向“服務型”制造的轉變。為我們提供了極佳的范例。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我國大型家具企業有許多還是 “大而不強”， 依照這種路徑轉型的過程中，制約企業發展的瓶頸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成本管理、產品研發、供應鏈管理和生產管理。

當前企業在做成本管理時，僅簡單停留在事后檢討與反思的階段，沒能做到標準成本管理的成本計劃、定價與全程控制，忽視效率提升;在做設計研發時，只把設計和技術作為成果進行終極使用，沒有繼續將設計、技術與產品生命周期的全程成本控制相協同，沒有把設計、技術繼續當作創新資本進行循環與持續管理;在供應鏈上則十分被動，沒有資源整合能力，更談不上在產業鏈上進行空間拓展;做“精益制造”，卻沒有幾家企業成功地將“看板管理”融入到信息系統并固化到公司體制之中。

我國大型家具企業發展中的這些瓶頸其主要原因還是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和綜合競爭力薄弱。因此，我們要緊緊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契機，努力在創新能力和綜合競爭力上狠下功夫，這是我國家具制造業未來發展的關鍵所在。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礎是工業化與信息化融合，其核心技術是制造業數字化和智能化，它主要涉及產品創新、制造技術創新和產業模式創新。

事實已經證明，只有充分認清產品創新對企業以及制造業終端的重要性，才能適應當今激烈市場競爭的格局;只有采用數控技術及智能技術為機械設備添置“大腦”，才能使制造業逐步由電氣自動化時代躍升為數字化時代，再進入智能化時代;只有以數字化技術為基礎，在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的強力支持下催生的產業模式創新，才能使制造企業從產品制造向系統集成和服務商轉變，才能走向“產品+服務”的商業模式。

加快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的深度融合，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為核心的信息技術改造來提升傳統家具制造業，并進行有效的組織創新、集成創新和協同創新，我國家具制造業就一定能全面地提升核心競爭力，實現產業的轉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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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企業的現代化轉型

大型企業的高新技術改造需要大量的資金和一大批高素質的人才，目前我國的中、小型企業并不具備這樣的資源稟賦。因此，中、小型企業必須采取不同的路徑來實現現代化的轉型。

在我國家具業集中的產業區中，目前已開始出現產業集聚的趨勢，廣東深圳、山東臨沂、浙江溫州(蒼南)、安吉、江蘇海安、成都新都等都在籌劃或實質性啟動或已建成工業(園)區。這是我國家具業發展的一種新模式，通過“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來實現工業化經濟，從而進行現代化的轉型。

1.產業集聚中的產業鏈

產業的集聚必將產生新型的工業群或工業區(Manufacturing cluster or district)。這種工業群(區)的特點之一，就是擁有較完整的產業鏈。家具是一種最終產品，它的產業鏈包括上游產業如木材加工業、人造板業、皮革業、紡織品業、金屬制品業等，配套產業有膠粘劑業、涂料業、五金業、裝飾材料業等。因此，如何與上游產業、配套產業合作，甚至利用經濟地理優勢，把這些相關產業在可能的條件下進行整合，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臺升公司建立華東工廠，其中劃出差不多一半土地來設立配套產業的工廠，并利用浙江嘉善本地的木材加工業和人造板業，形成與上游產業和配套產業互動的巨型家具工業園區，是一個可供借鑒的例子。

2.工業(園)區中企業及中介機構的形式

在集聚以后形成的工業區(園)中，企業是最終決定其發展的力量。企業的動力、活力、創新精神、約束機制和由此形成的市場競爭力，是工業群內在增長的核心。

工業區(園)中的企業要進行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必須打破企業間壁壘分割的產業組織結構，即形式上在一個區域內集中了大批“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同行業企業，但專業化組織程度很低。工業區(園)要實現由終端企業、中間企業、配套及服務類企業組成的高度專業化分工的企業群，并與中介機構共同構成有很強“自組織能力”的系統或社會網絡。

終端企業是直接面對外部市場的關鍵性的企業，因此它必須負責設計與銷售兩頭;同時它又是產品的總裝企業，所以它必須具備控制產品質量的能力和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務，保持工業區生產系統與外部市場之間的相對穩定關系。

中間企業是生產零部件或配件的企業，在工業區中，每一個特定的或某幾個生產過程或輔助的工序由它們完成。中間企業是重要的，這是因為它們掌握著大部分工藝技術訣竅，并有能力以多種創新的方式來運用它。

配套及服務類企業。家具業的配套產業有多種，如五金業、涂料業、裝飾材料業等，而服務類企業如運輸企業、信息咨詢企業乃至餐飲業等，它們不僅為主體產業提供各類服務，而且增加了大量就業機會，促進本地區的經濟繁榮。

不同形式的中介機構，它們以地方政府為中心。這些中介機構可以是私人的，也可以是由政府委托的機構，諸如協會、服務中心、商務處、銀行、培訓機構，來處理有關工業區與當地經濟的業務。

這些機構的設置有兩個理由：第一，公共的行政官員，他們是當地社團的官方代表，在處理該地區的各個組織的不同利益時，能保持較為中立的立場。其次，地方政府是被賦予正統權力的永久性的機構(即它有權規劃城市和工業的用地、審批營業執照等)，有錢用來建設基礎設施(道路、污水處理工廠)，投資公用事業(公共交通、技術教育等)，并且在各個社會團體之間的利益發生沖突時，能進行公平的裁判，照顧到對立各方的利益。

3.產業集聚后的內生增長機制

產業的內生增長機制是需要考慮的第二個問題。如何妥善處理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是關鍵。政府提供政策法制框架，進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督、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企業自主決策、自擔風險，以效益為目標創造經濟增長;社會中介組織在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間提供信息、溝通、自律、公證等服務。三者各自就位，相互協調、互動才能形成區域經濟的內在增長機制。

4.在內生增長機制中協會的地位和作用

與計劃經濟體制沒有市場組織、沒有企業組織、只有政府組織的“一元結構”不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是政府、企業、市場與社會組織相互聯動的“四元結構”。

從新制度經濟學的組織理論分析，政府和企業同屬層級(科層)組織。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中，在純層級組織和純市場組織之間，有一個寬廣的中間地帶，這個地帶上有著多種“經濟類中間性體制組織”。

從市場經濟體制演進發展的趨勢分析，從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實際運行的情況來看，這些經濟類中間性體制組織可以說是整個經濟體制組織中最有活力、最富于變化的部分，它們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日趨加強。

行業協會是典型的經濟類中間性體制組織之一。它應是企業為本行業的利益和發展自愿組織聯合起來，企業層級組織逐步市場化的一種組織形態。因此，行業協會決不僅僅只是企業與政府之間的中介，它還是企業與企業、企業與社會組織、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組織、市場與社會組織之間的中介。

我國進入WTO后，市場規則正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行業協會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甚至還是企業、行業與外國政府、跨國公司、各國經濟組織、各類國際經濟組織之間的中介。總之，行業協會作為經濟類中間性體制組織，其中介的對象包括開放性市場結構中所有的體制性組織，乃至從事經濟活動的經濟人個體。

行業協會的職能是在適應市場經濟運作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美國、英國等自由市場經濟體制中形成的以企業自發組織和自發活動為紐帶的“水平模式”的行業協會;日本、德國等帶有較強政府行政管理色彩的市場經濟體制中，則形成了政府的行政作用參與其中，大企業起主導作用，中小企業參與的“垂直模式”行業協會。

雖然它們各有差異，但在市場競爭中形成的功能大體上還是一致的：提供市場信息、技術信息、社會和政治情報信息的信息系統功能;政企之間、企業與消費者之間、行業組織內部等多向的協調功能;制定行業標準、實施特殊監督等參政功能及其他專項職能等等。許多行業協會為了維護整個行業的利益，為能幫助成員單位共同發展，在為企業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甚至還形成了參與競爭、經營發展的職能。

在工業區中，協會扮演的角色將更加重要。它實際上是工業區這個微觀的社會系統的組織者和協調者，各個企業和社會組織乃至個人的利益通過它來調節，化解矛盾，增強凝聚力。例如意大利的經濟學家認為在工業區內必須強調協會的作用，理由是：

第一，為了使工業區內各個基本的工業部門與地方的政治和管理機構對工業區長遠的發展目標進行討論和對話，求得實現這種目標的途徑;為了協調各個承擔方的利益，各方的可信度和發展模式;為了促進各個工業部門的委托方完成這個目標，以擴大從屬于地方生產系統的意識。

第二，為了在任何時候建立和保持當地勞動力的供求平衡，確定地方性的共同的成交條件是必要的，它們對于協作是至關重要的，有利于在工業區內企業創新競爭力的提高，而不是擴大在契約上對勞動力供需雙方可能存在的約束力不強的傾向。

第三，對于提供特定的團體利益，地方的凝聚力有助于找到一個制度性的解決方案，諸如組織為促銷地方性的產品的貿易展銷會，或者是為培訓技術工人建立學校等。這種團體的利益取決于具體情況，它對開創和提高當地產業的競爭力是十分必要的。這種團體的利益溝通了外部經濟，提高了現有企業的生產率，降低了進入新的貿易領域的門檻。

5.工業區(園)必須加強誠信與社會信用建設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在經濟體制轉軌的同時，我國信用體制正面臨著轉軌。在傳統體制下，信用資源由政府獨家掌握，政府是唯一的信用主體。政企不分使得企業之間，企業和銀行之間，甚至企業和職工之間的關系、直接或間接都體現為與政府的關系。那時企業、銀行等并不是獨立的主體，自身沒有什么“信用”可言。

隨著市場化程度的提高，產權主體、利益主體多元化了，資信的主體正在發生變化。政府、企業和個人，都是獨立的主體，都要有自己的信用。我們正在經歷這個艱難的轉變過程。

實踐證明，一個地區如果失去了信用基礎，將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災難性的后果。盡管個別地方、個別企業和個人可能由于制假販假、逃廢債務、合同違約、擔保不執行、虛假披露、侵犯知識產權、偷稅漏稅、行賄受賄等給自己帶來一時好處，但整個地區要為失信行為支付巨大的成本。

意大利經濟學家在談到工業區的誠信問題時也指出：“在工業區內，一種類型的誠信是由于它屬于同一社區的，所以其于分享的價值和行為規范是長時間的社會和經濟實踐所形成的，它們對于任何時間都是有效的。另一種誠信是根據代理人之間多次的來往形成的，互相的溝通也十分容易，在相互間的貿易中可以預期到收益。

第一種類型的誠信與第二種不同，不能僅用經濟的收益來衡量，因為它是從過去累積下來的內生的價值觀和規范，它們一般是通過社會的褒貶來維持的。所以，這種類型的誠信可以看作是一種集體的資源，它的恩澤遍及工業區中的每一個成員。第二種類型的誠信，更應該看作是一種個人的資源，實際上，它的建立是不僅需要成本，而且在開展一個新業務時，它還被用來作為貸款(現金或其它)的一種擔保。工業區在其正常運行時，創造著經濟和社會環境，它們刺激以上兩種類型的誠信機制的發生。

在日常生活中無處沒有生產，在工業區企業中的勞動分工的結果需要整合，分享共同的價值觀和信念，它們有益于行為規范的形成，這些行為規范倡導合作和公正。在另一方面，勞動的社會分工和從與其密切互補業務的其它企業那里交換零部件、服務和知識，增加了本身在相互貿易中得到的回報。除了地緣上的親近，還有文化上的密切，有助于建立一個良好的信譽，這是一種個人資源。”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一是工業區必須有一種共同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它通過長期的社會和經濟實踐形成;另一種是通過長期相互交往的經濟行為來建立的。我國家具工業區雖然沒有這種深厚的人文和社會基礎，難以直接借鑒他們的經驗。但是誠信意識和社會信用的建設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需要我們做出長期不懈的努力。因為工業區中的個別企業的不誠信會帶來整個工業區信譽的損失，所以對于工業區而言，誠信和信用顯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6.小結

我國家具業眾多的中、小型企業如果能以這種“積少成多，聚沙成塔”的方式來形成工業化經濟，同樣能具有高度的競爭優勢。意大利、日本家具業在這一方面的經驗和成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借鑒國際的先進經驗，根據中國國情進行創造性的應用來實現中、小型企業的現代化轉型。

結語

在我國家具業現代化的轉型中，大型企業應利用信息化技術實現生產和管理的數字化，使其達到與其它現代產業同樣的生產效率;而中、小型企業可以產業集聚的方式，實現“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來建立現代產業體系。筆者期望，全行業勇于改革，銳意進取，把握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大膽創新，為實現我國家具業的全面現代化和可持續發展努力奮斗!

(作者：許美琪 原標題：不同規模的家具企業如何進行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