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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更適合烏合之眾 電商退燒已見端倪

導讀:
我們慣常給予中國的任何修飾詞可能都會導致某種固化的認識而羈絆我們的思考。近300年來尤其是近30年來,中國的文化走向了何方?我想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時刻,停下來反思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的精神和場域,是否走向了進步,還是走向了迷失?

我們慣常給予中國的任何修飾詞可能都會導致某種固化的認識而羈絆我們的思考。近300年來尤其是近30年來,中國的文化走向了何方?我想我們已經到了一個時刻,停下來反思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的精神和場域,是否走向了進步,還是走向了迷失?

文化的迷失

盡管中國區域發展不均衡性問題仍舊突出,有的地方還保持著2000多年前的刀耕火種生產方式,但是無可置否,中國整體上已經達到綜合初等現代化水平。當然這里面核心的是人的現代化,而非物的現代化。

現代化是一種向以西歐及北美地區國家許多近現代以來形成的價值為目標,尋求新的出路的過程,所以常與西方化的內涵相近。(一般而言,近代化包括了學術知識上的科學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經濟上的工業化,思想文化領域的自由化、個人化、世俗化等。)

現代化近于西方化,這對于一個素以天朝自居的中央帝國來說不啻諷刺。之所以存在這樣的民族心理挫折乃在于兩千多年來的中外交流的不平衡性,包括中西方交流。

隨著大航海時代的來臨,世界再次變小。尤其是自1601年利瑪竇和羅明堅進京受到萬歷皇帝禮遇以來,中西方開始了更為密切的交流。但是在1840年前的兩百多年里,中國與歐洲的交流仍舊存在巨大的不平衡性,傳教士絡繹不絕地從歐洲來到中土,如鵝毛般的“中國信札”不斷寄回歐洲,而在18世紀前有文字記載的到訪過歐洲的中國人屈指可數(蒙古人不算)。

文明的意義之一就在于交流,而中西方的交流在大多數時候的不對稱性必然導致一種嚴重的后果,就是世界的天平將發生傾斜。

1840年的“通商戰爭”警醒了天朝夢,開啟近代中國的“師夷”之道,1894年的“清日戰爭”更萌發了民族危機,中國第一次“取法東洋”,以過去的學生為師。

但是不幸的是我們的學習逐漸走向了非此即彼的極端做法,即對本傳統的全面批判甚或否定。尤其是新文化運動(1919年前后)和文化大革命,前者讓主流知識分子失卻了傳統與自我(顛覆中國中心主義,否認自身的文化價值,認同西方的文化制度,走向了歐洲中心主義),后者則讓中國人“一無所有”,包括文明、秩序與人性。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亭林先生所言亡天下而非亡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看,一個民族無法維持自己的文化和習俗秩序,被外來文化徹底異化,結果就是一個民族的一種文化的消亡。

日本曾正式學習中國近三百年(607年~894年),但是從607年其所獻國書中“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的表述即可看出日本一開始就沒當自己是低于中國的藩屬。

1837年,《美國獨立宣言》發表61年后,愛默生在一次題為《美國學者》的演講中講到“我們依賴于人的日子,我們心智向其他大陸智慧學習的學徒期,這一切就要結束了”,才開啟了“美國思想的獨立宣言”。

學習異文化本是一件進步的事,但喪失文化基點的學習則終究是一種迷失。我們對待傳統的態度應該是,傳承而非模仿,創新而非顛覆。回歸不是復古,而是重新發現自己,重新出發。

(作者:盛夫 獨立媒體人)

久久九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