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家具與中國文化中的材料

中國傳統家具的制作特別注重材料，對材料的選擇是極其挑剔的，而西方卻注重形制，這是東西方的差異。

關于家具材料的選擇，在作相關梳理之前，首先要叩問一個問題：在商周時期青銅器高度發達的背景下，中國古人為什么喜歡使用易腐爛、不易保存的木呢？

那是因為——木養人

中國古人認為：木養人。

木養人，不僅僅是認為樹木能夠產生氧氣，能夠綠化，能夠給人遮風擋雨，能夠做成相應的器物等對人類有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其與歷史的變遷和文化的高度認知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系。

在古代，人們一直在探索：這高天厚地之間，究竟有怎樣的規律存在？

后來，終于在周朝找到了答案——由于《周易》的出現，使得人們找到了探究事物規律的方法。

《周易》文化的核心是陰陽辯證觀。自周開始，隨著人們對陰陽五行理解的遽然加深，陰陽哲學就成為了中國哲學的基本范疇，而五行隨之也成為了中國文化的基本結構，他們是中國文化不可替代的核心內容。并且，在周之后的中國文化體系中，無論談什么文化，都沒有超過這個范疇。

有了陰陽，中國人就有了“類”的概念——人以群分，物以類聚。因此，也就看到了一個有跡可循的世界。這個世界，在中國人眼中首先被分成了兩大類——陽類和陰類。如：男人與女人，君子與小人，尊與卑，山與水，高與低等對立關系。

同時，在這個基礎上，又被細分成了五大類——即五行。五行是陰陽的具體展現形式，是它的具體落實。五行的出現，對中國文化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幾千年的實踐運用中也證明了五行的有效性和正確性，它成為了中國文化中最富有魅力的特質。

五行強調整體概念，描繪了事物的結構關系和運動形式。它采用“比象取類”的方法，把需要說明的事物或現象，分成了五大類，并在屬性歸類的基礎上，運用五行生克規律，以闡釋或推演事物或現象的復雜聯系和變化。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這些就是五行的特性。意思是說，木具有生發、條達的特性；火具有炎熱、向上的特性；金具有肅斂、變革的特性；水具有滋潤、向下的特性。

五行還有其時間屬性——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在四季末月。

此外，還其道德屬性——木主仁，金主義，火主禮，水主智，土主信。

中國文化是“文以載道”的文化，踐行著“天人合一”、“同氣相求”的信仰，追求人與天道的和諧。自然界中能“參天道”的只有氣韻生動、生機盎然的“參天大樹”。從“參天大樹”這四個字中，我們不難發現：木能參天！而“天法道”（《老子》），輾轉互訓即是：木是參天道之物！木主仁，所以孔子也說：踐仁以知天！意思是說，踐行仁義就可以了解天道。（在這個前提下，孔子還提出了“仁者愛人”的智慧觀點。）

木主仁，木代表仁慈之德。南朝的范縝說：“形存則神在，形謝則神滅！”有形必有貌，貌偽必致神離。目前生態環境所遭受的極端破壞，導致了草木被荼毒，植被年年減少，水土大量流失。天人相應——木越少，仁德就越稀缺，所以，社會就會出現很多麻木不仁的事件。

新儒學代表人物之一的方東美也感慨說“文化漸漸喪失了它的高尚精神而接近鄙陋世俗，實在心有不甘”。一個強大的事物不是別人打敗自己的，而是自敗的。敗在哪呢？就敗在人心上！前輩凋謝，后生無聞。“牛拉車不走。是打牛還是打車？”（《五燈會元》卷三，）當然是打牛！因為要提高心性。

人的最高水平取決于形而上思想的高度，即境界的高度。而境界中則包含著精神取向和價值觀的輸出力量，也是心性的具體呈現。

現在社會上討論《孫子兵法》，往往只談兵法，但是我們稍微認真一下就知道了——雖然戰爭是殘酷的，但建立在兵法這個“術”之上的，首先是設置了道德要求：非“圣智、仁義者不得用兵法”。謀略只能節約成本而已，沒有道德關懷，永遠不會有真正的成功。

就連孟子也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盡心下》）。

毛澤東在近代“獨服曾文正公”，曾國藩就強調“四知”——除了《論語》中的知命、知禮、知言之外，還加上了“知仁”。因為他知道，具有胸襟寬大、眼簾高遠，菩薩心腸的“仁”，能夠涵養心性，為自己的個性、人格、能力打下渾厚基礎。反之，不仁不義，就會阻礙了自己的發展，更會斷絕思無垠、行無礙的可能，從而斷送人生。

《易﹒乾·文言》也明確提出了做人的行為準則：“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子所行，必須要具備“仁”義之心，要在心地上下功夫。“仁者無敵”是一種境界，更是做人的核心軟實力——人活的就是境界！這個“仁”，能夠培養思想，思想可以決定行為，而行為決定著地位。思想有多遠，就能走多遠，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周敦頤也是“仁”的踐行者，他說，所謂“生，仁也。”（《周敦頤集》）他自己家的草長滿了都不舍得除草——“綠滿窗前草不除。”有人問他為什么不除，他說“與自己意思一般”，“觀天地生物氣象”，體現了“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辭下》）的本質，這個本質就是“仁”。宇宙的本性和人的本性就這樣通過對生命的珍愛融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的。

可見，“仁”是人類生命活動的保障。就像體溫一樣，是細菌的生長，營養的產生，生理的代謝等所必須的環境保障溫度，沒有它就會危及生命。上古之人存仁去利，因而長壽；直至春秋戰國，天下大亂后，仁義不存，壽命遂減。后來乃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之悲嘆。

人對人要有溫暖，不能冷冰冰，要么如何能維系正常的交往？！對人溫暖，才是生生不息的基礎。

古人判刑的時間選擇在春季，也跟木所代表的仁德有關，蒼天有好生之德！遇到重刑犯，在問斬的時候，都選擇在秋季，即秋后問斬。為什么？因為秋季的五行為金，其德為義。金主義，就代表有智慧的殺。就像植物的修枝剪葉一樣，剪掉不符合規范枝葉是為了讓它更好的成長。金之義德就是起到這個作用。

火主禮，代表精神思想中的內在生命秩序。火代表南方。所有的祭祀都是面南，皇帝也是坐北向南。理出于此。

水主智，代表智慧和謙下。老子講的最透徹——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

土主信，土代表誠信與包容。一年四季按時生養萬物而不違，無怨無求。

五行早已滲入人心。就連做夢都與其息息相關——“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刀兵金鐵，好禮者多夢簋籃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

以上所述，皆為五德精義的指向。我們了解了這個文化背景，就能夠知道——木為什么能養人！

五德學說的出現，使得經國序民有了規則可循。因為萬物皆有其德，國家依此來實現教化人心的大用。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老天爺對誰都不親，誰有德就幫誰。如果沒德的話就要遭到淘汰，這是天道的規律。因此，周朝就非常強調“德治”——周文王就是依據“敬德保民”的思想主張，替天行道，滅了商朝的。否則，是師出無名的！

在此基礎上，孔子提出了一個“比德”的概念，強調要“耕心種德”。德行二字，說的是有德才能行，沒有德是寸步難行的。《周易》中第一個卦就是乾卦。乾為天，為玉。乾卦既代表天——天子、首領、君主，又代表玉，天是圓滿的，玉是玲瓏剔透，澄澈清明的。人們希望君主們既有智慧內心還清明，這樣國家就一定會昌盛和諧。所以，我們通過考古可以發現，中國古代墓葬當中用了很多的玉器，這就是比德思想的體現——將把自然之德和人的精神道德情操相聯系，把自然現象看作是人的某種精神品質的對應物，以此來砥礪自己，提高個體的境界。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晉·傅玄《太子少傅箴》）。

接觸木多了就會親近自然，仁義慈悲之心也會隨之加深，心態也能夠得到調和，從而令人減少情緒上的波動。

沒有中國文字，就沒有中國文化。文字是文化的載體，是中國智慧的傳播者。

幾千年來，人們為什么喜歡喝茶？——因為茶養人。

“茶為什么養人？因為“茶”字是“人在草木之間”，其實就是木養人！

人們喝茶，看著茶在歲月里緩緩的蘇醒，草木香氣氤氳入心，讓我們在一個從容的儀式里蘇醒了人與林木的那種關聯。”——于丹

我們今天住的地方，不接地氣，遠離草木，怎么會受到自然地潤養和撫慰呢？

生命體中最長壽的就是木。

孔子曰：仁者壽。那如何實現“仁者壽”呢？——“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宏者壽，言之緘默者壽，故仁者壽。”（清﹒方苞）這些特點，木都具備。

木是一切植物的總稱；人無一能離開木。

從鉆木取火開始，至供氧，到飲食，藥用（沉香）……木為人們提供了非常開闊的供養。

所謂養，就是一種溫潤。這種溫潤就是互相感應，就是“同氣相求”的踐行！

木，是激情的源泉——人處木中，能夠“寂然凝慮，思接千載！”這是木性的濡染所致。與木比鄰，會讓人的精神更加盛開！

對中國文化來講，沒有木的滋養，就沒有中國精神文化的一片藍天！

這便是木養人。

既然古人知道木能夠養人，那么，早些時候為什么不開始大量使用木材呢？

這要回到時代的背景當中去——

第一、受制政治。殷商時期，青銅器的制造和工藝已經極為發達，并且也很好保存，不易損壞。人們習慣了使用。此外，更重要的是：秦朝時，因為秦始皇是靠武力征伐打下來的天下，所以，為了避免百姓起義造反，就下令禁止民眾擁有武器，把金屬全都收集起來鑄成銅人——秦始皇這么做，有兩個目的：1、形式上起到團結無戰爭的作用；2、使得百姓們沒有東西去鑄兵器來反抗。

相關的內容，史書均有記載：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三輔舊事》云：“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

漢·賈誼《過秦論》亦說：“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陽，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兵。”

在這個政策下背景下，出現了一個頗為吊詭的事：那時候，一個村子為一組，一組是八戶人家。做飯時，要想使用菜刀配菜，就必須到村中的井口旁邊去。為什么？因為，全村就這么一把菜刀拴在這！也就是說，在飯口時，這八戶人家做飯時要輪流著來使用這一把菜刀！

可想而知，這樣戰戰兢兢的社會，也不會長久到哪里去。

不久，秦朝開始興建阿房宮，勞民傷財，怨聲載道。不久，陳勝吳廣起義。如果我們稍微細心一點的話，就會發現：那個時候即便想起義，也沒有武器的。那靠什么呢？靠的是八個字：“斬木為兵，揭竿為旗。”（《過秦論》）——砍木棒做刀槍，削了竹子做旗竿進行反抗。史上稱之為“揭竿而起”。

在歷史上，釜底抽薪永遠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之一。秦之后的歷朝歷代，對于金屬的限制依然禁而不絕。明代崇禎皇帝下令將全國的銅收歸國有——他以中旨發布命令，要求全國的銅器，除兵器、銅鏡、古董、銅鎖、樂器以及用于祭祀的鈴、鐃、鈸外，必須在三個月內交到朝廷的鑄幣廠。可見，無論何朝何代，社會穩定都是第一位的！

第二、材質保存。由于早期社會的文明程度還不發達，很多技術性的高難問題還難以解決。所以，木在當時的保存，僅限于上漆。但上了漆的器物，由于又受到禮法的限制，不能為常人所普及。加之人們對木材易腐爛這一問題的處理，方法有限。因此，種種原因之下，木材的使用，沒有大興。

時來天地皆同力

后來，由于連年戰亂，很多人避世、隱世的思想很嚴重，加之魏晉玄學之風廣盛（《三玄：《老子》、《莊子》、《易經》），唐宋期間詩詞的大量出現，宋朝時中國文化達致最高峰，人們開始喜歡寄情山水，把所有的文化理念全都投入到生活的情趣塑造當中來，追求心中理想的意象之美。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元、明三代，中國的易學又得到了極為廣闊的發展。在元代，《易經》和朱熹的《周易正義》已經成為了科舉考試必考科目，這樣一來，易學思想迅速烽火燎原。易學中“懸象示義“的思想是意象行為的基礎。這種基礎的開闊，使得人們追求意象美行為更加豐富和蓬勃，繼而導致了人們對木材傾注了更多的情懷。

與此同時，明代由于海運的關系，對外貿易開始發達，物流充沛。鄭和下西洋將大量木材從國外運回了國內，導致從上到下全民開始瘋狂的投入到對木材和木器的喜愛當中來。

在此基礎上，中國出現了第一位木匠皇帝——明熹宗朱由校！

據《先撥志》載：“斧斤之屬，皆躬自操之。雖巧匠，不能過焉。”

吳寶崖在《曠園雜志》中寫到：熹宗“嘗于庭院中蓋小宮殿，高四尺許，玲瓏巧妙”——他曾在庭院中仿照乾清宮的樣式，建造了一座小宮殿，高不過三四尺，曲折微妙，巧奪天工。但凡是他所看過的木器用具、亭臺樓榭，都能夠做出來。他曾做沉香假山一座，其中池臺林館無不俱備，雕琢細致，技藝高超，連當時的能工巧匠都望塵莫及，堪稱一絕。他不光做模型，還把這份天分用在真正的宮殿建造上。樂此不疲，廢寢忘食。

他不僅技巧嫻熟，還精于構思。明代匠人所造的床極其笨重，十幾個人才能移動，用料多，樣式也普通。朱由校自己設計圖樣，鋸木釘板，一年多工夫便造出一張床，樣式美觀大方，床板還能折疊，攜帶起來十分方便。他做好木器，就讓太監拿到市場上去賣，市人都以重價購買，非常搶手。既然市場看好，他就更加起勁，索性把宮里的太監都拉過來改行做木匠了。

天啟五年，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進行大規模重造工程，朱由校親自擔任工程建設指揮長，現場從起柱、上梁到插劍懸牌，指揮每一道工序，將自己的建筑、設計天賦付諸實踐。他的雕鏤技術也不差，曾經做過十座燈屏，上面雕刻著“寒雀爭梅圖”，細致精巧，形象逼真。

“上多諂，下多媚”（宋 呂蒙正）——皇帝喜歡什么，天下就興什么。這是鐵律。

宋代的皇帝就喜歡石頭。宋徽宗如何經營艮岳山石的內容就記載于宋人書籍《宣和石譜》中。宋徽宗對奇花異石出奇地著迷。安徽靈壁縣有一巨石，以大船運往京師，需拆毀城門方能進入，上千人皆不能搬動。待石頭入城后，徽宗閱見大喜，御筆賜名“卿云萬態奇峰”，更有甚者，宣和五年，太湖發現一石，高六仞，百人不能合抱，徽宗得石喜極，不僅賞了夫役每人金碗一只，還封石為侯——名“盤固侯”！

圖——北宋趙佶《祥龍石圖卷》

這幅畫代表了宋代畫院的典型風格：注重法度、寫實和細膩華貴。畫中僅是一塊太湖奇石，但宋徽宗趙佶卻對它做了不厭其煩的深度描寫，焦墨勾線滲入深淺墨的渲染，加之其“瘦金體”題跋，令觀者駭服其才。

封石行為，非為宋代首創。歷史上，南北朝時期，建康同泰寺（今南京雞鳴寺）置供的山石，就被賜封為三品，俗稱“三品石”。到了魏晉之際，則是山石賞玩的濫觴期。當時士大夫為茍全性命于亂世，往往寄情于自然山水、隱逸脫俗，如東晉詩人陶淵明酒醉后，常踞眠在一塊奇石上，稱之為“醒石”。

及后，唐代的白居易、柳宗元、王維等也是十足的石癡。

白居易對石收藏立論重在欣賞，尤愛太湖石，作《太湖石記》——“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三山岳百洞千壑．．．．．．盡在其中”，他也是唐代賞石鑒賞方法唯一創始人。日本見村松勇著《中國庭園》書中贊譽白居易是真正開辟中國庭園的祖師。

宋代文人墨客中嗜石成癖者更是不僅其數。如——米芾、蘇東坡、黃庭堅、陸游、范成大等，均有石癖。

宋代著名的書畫家米芾，“好奇石，見怪石輒下拜，呼石為兄。”米芾每當見到奇峰怪石就呼之為“兄”，并袍笏以拜。后來，中國首位帝王愛石家南唐后主李煜所鐘愛的“海岳庵研山石”就是從米芾手上以一宅換一石得來的。

蘇東坡也對奇石有著特別的情愫，他為此還留下了《雪浪石》、《怪石供》、《后怪石供》等諸多詠石的詩文。蘇東坡曾在揚州得到兩枚奇石，喜極而賦《雙石詩》。他被貶到定州時，將其書齋稱作雪浪齋。這個名字就是取自于一塊奇石雪浪石。此石至今尚存鎮江金山寺，被譽為金山寺之寶之一。后人因仰慕蘇東坡，作有“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的悼詩。因其愛石，寫石，蘇東坡也被后世賞玩雨花石者尊稱為鼻祖。

此外，南宋的田園詩人范成大也是石迷，他愛玩英石、太湖石、靈璧石，又對景提名“小峨眉”、“天柱峰”、“煙江疊嶂”等。

宋代賞石玩石的雅趣，上至宮廷、下至文人百姓，廣為流行。并且，不僅有實踐，而且有理論，論石專著接連問世——《漁陽公石譜》輯錄文人學士、能工巧匠嗜石的趣聞軼事；杜綰編撰的《云林石譜》收載全國各地出產的石品116種，詳細介紹其產地、采集方法及其應用價值。

由此可知，每個時代，但凡有重要政治人物和諸多文人參與的情趣行為，都會導致該領域的文化興盛。宋徽宗上下共襄的賞石行為，導致了自宋代開始中國盆景的發展極為興盛。

同樣，明代皇帝朱由校專心營造，參與的木工設計和制作行為，以及大量文人的參與和理論著作的頻現——如《魯班經匠家鏡》、《長物志》、《遵生八箋》等。

常言道：高僧之高，不在于懂多少佛理，徹多少悟性，而在于既然有見地就必然有修行，見地必定是從修行當中來。

怎么知道有見地有修正？！就是不但能有參與實踐的能力，還要能夠將之釋放出來與社會發生有機地互動。

明代這些具有實際經驗的理論著作的出現，極大的促進了中國傳統家具的發展，從而使得明代傳統家具的制作達到了歷史的巔峰——這就是為什么會出現中國傳統家具最高峰“明式家具”的原因所在！

了解任何一種文化現象都要立足于歷史空間的大背景之下，否則就會出現有礙的斷見。

歷史也是這樣，傳世之物的出現，要有傳世的材料和人文相配而來，而這都是需要時間的，甚至有的相當漫長！一如江河，溪水成為江河之前，有相當漫長的路要走。

明式家具就是這樣的河流——從商周時期一路下來的零碎、多元與看似偶然，事后看來，都如歷史的精心安排一般，好似天意！

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天啟皇帝朱由校不該被稱為“天子”，而應被稱為“天材”——他的一生，就是帶著“明式家具”的天意而來的。

作者：米鴻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