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古代西亞家具文化

古代西亞文化藝術與古代埃及文化藝術幾乎是同時產生的，都是人類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又都被西方國家文化藝術的發源地希臘、羅馬所吸取、借鑒。在文化藝術特點上，兩者由于相互的交流和征戰，也有不少共同之處，但又因各自不同的環境和傳統而又有其獨特的風格。古埃及家具主要是法老的文化藝術，而古代西亞則主要是表現現實生活的文化藝術，二者又是交融匯合的。

在亞洲西部，有一條弧形的狹長地帶，猶如一彎新月，土地很肥沃，被稱之為“新月沃地”。在新月沃地東部（現今伊拉克境內）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并行奔流，被稱為兩河流域，兩河之間的區域被稱為“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這里是人類文明的又一搖籃。文化藝術史中所稱的“兩河文明”或“兩河藝術”是包括以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為中心的西亞大片土地，又稱為“西亞文化藝術”或“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兩河流域地處四通八達的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家具自然簡樸、精雕細刻、旋木裝飾的藝術風格，是西亞各部族交替、融合的文化藝術。

公元前3500年起，兩河流域先后出現了許多個奴隸制國家，直到公元前538年被波斯帝國統治為止，這一地區的歷史大致分蘇美爾一阿卡德時期（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000年）、古巴比倫時期（公元前1900年——公元前1600年）、亞述時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612年）、新巴比倫時期（公元前612年——公元前539年）四個時期。

從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500年，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從創立、興盛，直到衰退，一直是地處高溫、濕潤的環境，因此，木制家具沒能保存下來，只能從僅存的壁畫、浮雕、青銅像、圓形印章等中，領略其家具文化藝術。

一．蘇美爾家具

蘇美爾人的家具種類不多，式樣單純。據說在家具中床是他們最重視的，中等人家的床具做工就精雕細鏤，而且還嵌以金銀象牙，但是沒有見過其樣式。從蘇美爾墓葬出土文物中，僅見過木箱、椅和凳等家具。

蘇美爾的王陵不像埃及那樣蓋成金字塔，只是建造地下墓穴，以磚石疊澀造頂，但陪葬品也很豐富。英國考古學家伍雷在1922-1934年間曾發掘蘇美爾早期烏爾第一王朝的墓葬2500余座，其中16座是王陵的后妃之墓，都有大規模的拱頂墓室和側室，陪葬品有珠寶、鏤空金杯、金銀寶石鑲嵌的牛頭豎琴，帶青金石劍柄和金劍鞘的短劍、金琉璃頭飾、青金石制作的圓形印章及家具，還有各色石料和貝殼鑲嵌的各種飾物、用具。這些隨葬品說明了兩河流域在蘇美爾的烏爾第一王朝時代所達到的藝術高度，同時也表現了兩河文化藝術的風格特征：小巧精美、高貴實用，與實際生活密切結合。

烏爾墓地出土了一個木箱，高22.86厘米，長55.88厘米，木質地上涂瀝青作為底色，人和動物是用貝殼和紅玉石鑲嵌而成的，這是公元前2600年烏爾第一王朝的杰出工藝品，從中可看到蘇美爾的家具文化藝術。木箱的側面，畫面分為三層，上層是飲宴的場面，國王和他的客人們坐在椅子上，身著毛制裙子，這是蘇美爾的典型特征。人物都是側面臉、正面眼睛和正身及側腳，這種人物造型與古埃及的“正面律”相同。椅子的前腿是動物腳，其他腿則是直腿，腿下加有底托。椅子的靠背較低，但國王的靠背稍高些，可以支撐到前臂，椅子造型簡潔。從中可見蘇美爾的王與臣所使用的家具是沒有大區別的，僅是國王的寶座及人物要高大于臣民。畫面四周和各層之間是幾何形鑲嵌裝飾。

還有一件神殿出土家具是公元前2600年的雪花石膏制雕像。蘇美爾人身著典型的羊毛裙子，坐在圓凳上，凳是用蘆葦制成的圓筒狀，高52厘米，造型簡樸。座椅上的蘇美爾人的雕像身體呈圓柱形，雙手捧于胸前，姿勢虔誠，面部表情平靜，眼睛瞪得很大，流露出純真、樸實、專注、微笑的表情。這個雕像是蘇美爾雕刻程式化的代表作，當時雕刻技巧尚不成熟．缺少細部刻畫。人物圓圓的頭頸，短粗軀體，不合比例，對整塊料也不作凹凸分割，手勢以傳統的祀神合攏式為多，可見宗教對蘇美爾人的影響也很大。

墓地出土的圓筒印章也可見到蘇美爾的家具。印章上的畫面是國王坐在寶座上觀看歌舞。椅子的前腿是直的，而后腿是動物腿，后靠背稍高向后彎曲，人物是正面律造型，右邊是蘇美爾的楔形文字。

這是西亞兩河藝術保存最完好的文化藝術文物，也是后人認識當時歷史社會面貌的主要證物之一。圓筒形印章的流行是蘇美爾私有制發展的標志，這種印章是在濕軟泥土上壓印成圖，因而制成圓筒形，便于滾動壓印，圖案則凹印成筒面。它是由蘇美爾人最先發明并盛行起來的，圓筒側立面的浮雕都是神話題材，是以寫實手法刻以與主人姓氏、身份有關的神話人物、徽記，并在圖像間加以文字符號，材料則多取名貴石料，最常用的是來自阿富汗的青金石。這種印章以表明物主的標記壓印于瓶罐、箱柜、門窗的封泥上，既是私有制的證物，也廣泛用于商業貿易。據出土文物的商業印章考證，蘇美爾人和埃及、印度很早就已有貿易往來，并以金銀作為交易媒介。這種特殊的印章刻制的精巧，是兩河藝術作品的代表。

公元前2100年，兩河南部拉格什的統治者—古地亞被雕成石雕座像。雕刻家用極堅硬的黑曜石把這位統治者刻畫成具有智慧學者和建筑師的氣質，它的形象古拙，表情比較呆滯，兩腿緊并、形體刻板、缺乏動態，衣物正面下身與座位的光滑面上刻了許多楔形文字；披肩衣袖處雕出了幾道均勻的褶紋，給人以松軟之感，這是蘇美爾以來的兩河雕刻的一大進步。座像的寶座前后腿外向彎曲，造型優美簡潔，這種造型的凳成為以后古巴比倫時期的代表作，在亞述時期和新巴比倫時期也可見到。

蘇美爾的家具文化藝術也不是一個孤立存在的門類，是受到當時的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如建筑、雕刻和文字等。同時，家具文化藝術又是多種藝術的綜合反映。許多結構形式、裝飾圖案、符號、文字乃至當時的生活、政治、文化特征都在此得以交匯記載。

二、古巴比倫家具

公元前18世紀，古巴比倫王國國王漢謨拉比，統一了兩河流域，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奴隸制國家，定都巴比倫城。古巴比倫時代繼承了古代蘇美爾的各種遺產，將兩河流域的文化推向新的高度。

本世紀初（1901年），在埃蘭古城蘇薩發現了一塊“法典碑”，現藏于巴黎盧浮美術館。它既是珍貴的文物又是件藝術珍品，表明了兩河流域當時的雕刻風格。古巴比倫文化藝術遺物中，馳名于世的就是這個漢謨拉比王的“法典碑”（約公元前1800年）。漢謨拉比法典高2.25米，是整塊黑色閃綠巖的浮雕。碑的上半部分表現的是太陽神及司法神沙瑪什朝見國王漢謨拉比的情景。高大威風的太陽神坐在寶座上，手持法典，向國王宣讀法典的內容。法典碑上太陽神所坐的寶座高高的，并設置了腳踏，表現了至高無上的神權。寶座側面造型是連續長方形的漸變構成，腳踏側面造型則是并列橫向連續方形的構成，是仿兩河流域的建筑風格制作的，節奏韻律感強烈，造型質樸。與古地亞寶座的造型相比同樣是簡潔的幾何形構成形式，可見這種簡潔、優美的幾何形家具造型是古巴比倫家具文化藝術的風格特征。

三、亞述家具文化

公元前1000年，亞述帝國征服了整個兩河地區和埃及，盛行一時。亞述人在文化藝術上同樣受到蘇美爾人的影響，但卻沒有蘇美爾人那種對于宗教的虔誠。他們的文化藝術主要是為世俗生活服務，具有很強的現實性。公元前9世紀至公元前8世紀，龐大的新亞述帝國的強盛國力帶來的藝術繁榮，主要體現在宏偉的宮殿神廟建筑以及宮殿中大量的浮雕裝飾。

亞述人受到蘇美爾文化的影響，將蘇美爾文化融合于自己的文化中。亞述人不重來世，不修筑陵墓，他們的建筑藝術就是豪華的宮殿。每一代國王登基都要大興土木，建造新宮，這一時期建造了兩河歷史上最宏偉富麗的宮殿建筑。

亞述學習蘇美爾，在建筑上采用弓形構架、拱形圓頂和柱式，并且還發明了女像式柱頭，及以渦形為裝飾的愛奧尼克式柱頭，其后曾盛行于波斯及希臘，并傳到羅馬，以致遍及歐洲、美洲和世界各地。現在國內許多建筑裝飾設計中均有該類柱頭的運用。這種柱式在歐洲各時期的家具文化藝術中都經常出現，有些還飾以描金、描綠等藝術處理，可見其影響之深遠，形態感染力之巨大。

亞述人藝術的成熟在兩河地區是空前的，但在公元前612年亞述滅亡了，大部分房屋宮殿廟宇付之一炬，亞述藝術也銷聲匿跡了。我們只能從僅存的文物中了解亞述家具文化藝術。

亞述王宮是用大量的大理石浮雕板來裝飾的。每一座王宮都用高達2米多的浮雕來記載歷代亞述王的軍事討伐、重大事件，按時間先后排列，表現藝術史上最長的歷史浮雕場面。這些浮雕都是用極為寫實的手法表現了戰爭、狩獵等驚心動魄的真實場面，充滿著激烈的動勢和緊張的氣氛。還有表現軍事勝利和王宮落成的酒宴慶賀場面等等，是表現生活真實的藝術杰作。這種人物眾多的寫實場面的表現反映出亞述藝術家成熟的構圖能力和初步的透視感。兩河藝術以具體情節的敘事性描繪，表現歷史當年的生活，使后人能夠從中更好地了解當時的家具文化藝術特色。

亞述帝國為鞏固其霸權，常年侵略遠征，征掠勒索獲得的巨額財富大多消耗在宮廷的豪華建造和酒宴游樂之中。慶賀王宮落成要舉行酒宴，慶賀戰爭勝利也要舉行酒宴。

亞述國王巴尼帕（公元前668年——公元前631年），幾經征戰，終于在公元前639年攻克了埃蘭首都撒，俘獲其王，平定了埃蘭全境。為慶祝戰爭的勝利，巴尼帕國王與王妃在王宮的庭院里舉行了盛大的宴會。從亞述帝國首都尼尼微出土的浮雕上可見到這個宴會慶祝的場面。國王與王妃休息用的床、椅、桌和足臺等王宮中豪華的家具都移到庭院。幾件家具的立柱和底腿都是運用旋木加工技術制作的，底足是倒置的松塔形，桌子底足上還加設了獅足。國王橫臥在床上，床很高，床頭向內彎曲形成臺面供國王支撐手臂，這種枕式床頭是亞述時代床的特色。王妃則坐在寶座上，座也較高，座下底腿、橫撐及裝飾都是非常精致的雕飾，極其華麗。椅前加設了足臺，也是倒置的松塔足。椅、桌、床，其家具高高的形制象征了亞述國王至高無上的王權。幾件家具的造型、雕飾協調統一，造型厚重，表現了亞述人特有的強悍、自豪的民族習性。

浮雕畫面上，國王橫臥在床上，舉杯飲宴、交談，這是亞述統治者的生活習慣，以后這種習俗傳入希臘、羅馬，成為市民普遍的生活方式。

亞述國王薩爾貢二世（公元前721年——公元前705年）時代的王宮壁面裝飾的大理石浮雕上，描繪了亞述的桌椅。國王要舉行宴會，宮里的侍者兩人一組往宴會場地搬送家具。左邊兩人抬著桌子，桌面和中擱板的四端部雕刻著羊頭，四周立柱都是人像，桌面與擱板之間加設雕刻的欄桿，底腳是倒置的松塔形，腿下橫撐是螺旋形雕飾，整件家具精致華麗，雕飾部分都是用象牙材料制作的。右側兩人抬著國王的寶座，底腳也是倒置的松塔形及螺旋形雕飾的橫撐。扶手與座面之間的直欞是四個精巧的人物像，后靠背的立柱也是人物像。高大、厚重、華麗的寶座象征著亞述國王至高無上的王權。

從亞述出土寥寥可數的幾件當時統治階級所使用的家具中，可以看出旋木部件、倒置的寶塔形足、人物像立柱、精致華麗的雕飾，這都是亞述家具的文化特征。

亞述常年侵略遠征，吸收了其他民族的各種文化，并使之不斷地得到交匯，共融，而亞述統治者的現實主義態度更積極推動了各種文化的交融，因而使亞述的文化達到了一個較高的水平。從亞述的家具中，我們所看到的倒置的松塔形，實際上是一種木制品機械加工的重要工藝分支—旋木工藝。它是把木材構件卡緊在兩端緊固件上，然后一端加速旋轉，中間用刀切削而成的制作方式。這種工藝制作的家具旋木部件，在后期的古羅馬、古希臘、文藝復興、新古典等家具文化藝術中都可見到，就是在今天仍然是廣泛使用。

亞述家具的造型和裝飾表現的都是現實主義，在亞述雕刻中，我們可以見到大量的麥穗雕飾，這是一種慶功、慶豐收之意，它與亞述人重現實生活，而不信后世的思想是統一的。亞述家具也注重權利的象征，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坐具的高度較高，下部加設腳踏，以此象征國王至高無上的地位；二是華麗的鑲嵌裝飾，以表現統治者的奢華。

四、新巴比倫家具

在新巴比倫的廢墟上沒有發掘出家具來，但在遺址中出土的一塊粘土板上可見到當時的寶座。粘土板下面楔形文字記載著公元前870年，巴比倫、亞述納西爾帕王修復沙瑪什太陽神神殿之事。在粘土板的上面，右邊是高大的太陽神坐在箱形寶座上，豎向邊框是兩個柱式，雕刻有三條凹槽，中間對稱雕刻兩個動物，底框有兩行橫向方形連續構成紋樣，加強了節奏韻律感。中間的寶座上放著刻有伊絲塔爾女神的印章。寶座也是箱形結構，卻以不同的造型手法處理，該家具沒有底框，粗壯的旋木腿由上至下漸細，近底足處又加設一小一大兩個圓柱形和圓球形，既統一又有變化，兩個寶座之間有一個圓柱，柱頭、柱礎均為亞述的渦形愛奧尼克式柱頭。左側三個虔誠矮小的巴比倫人與高大威嚴的太陽神形成有力的對比，整個場面充滿了宗教的嚴肅和崇拜。

新巴比倫家具的柱式浮雕、雕刻鏤空的裝飾圖案及簡樸厚重的旋木腿，既有亞述家具文化的影響，又有其自己的特色。從僅有資料看到的這兩件家具，很難判斷新巴比倫整個家具的文化藝術風格，但有一點可以想到，如同當時豪華、富有裝飾性的建筑，新巴比倫宮殿中還沒有被發掘出來的家具，一定會更加精致華麗，我們期待著埋入深處的巴比倫文物能重見光明。

古西亞與古埃及的東方文化藝術對歐洲諸國的家具文化影響極為深刻，在這個時期所產生的鑲嵌藝術、浮雕藝術、旋木藝術以及所創造的許多柱式、銘文等等，都為后期的古希臘、古羅馬、文藝復興、巴洛克、洛可可乃至新古典等時期家具的文化藝術、裝飾方法、工藝發掘等，提供了扎實而確定的重要基礎。由于古西亞時期的久遠以及地理條件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留存于世的家具甚少，我們只能從建筑藝術和其他姊妹藝術上窺視到其家具文化藝術的發展。單純地看家具式樣，是不會學到家具創作的文化靈魂，也不會體味到各時期家具的特征所表現出來的深邃思想。只有深人到當時的生活文化中，才會看到其家具產生發展的意義，才能從根本上認識古典家具文化藝術的精深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