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史之18世紀的簡約與功能主義

早期希臘的簡約與功能主義

簡約、功能主義和美緊密相聯的概念要回溯到古希臘時期，希臘哲學家與政治家對所有的這些頂禮膜拜。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美德在于人的功能性”，他從美學的角度對此觀點進行了說明，“一個吹笛手，一位雕刻家或是一位藝術家，任何人都具有一種功能或行為，而他們的美德就在于其功能性。”他用美和功能簡述了“美德”。簡約是希臘人的優點所在；與東方波斯家具的虛飾相比，希臘家具重在其使用功效，而并非只是一種外表花哨華麗的裝飾品。在古代，希臘與波斯風格齊頭并進，因而它們對家具設計的影響持續了兩千多年。希臘的簡約與功能主義特立獨行，它不同于19世紀那種排斥倫理學及美學的理論上的實用主義。這種實用主義視美學的品質與適度為同時要達到的要求，而不認為美是功能主義的必然產物。“設計師的功能主義”雖常常是簡潔的（但也絕非一成不變），但它并不需要野蠻與原始，恰恰相反，它實際上還擁有一種“優雅”。按照現代人的觀念，一件家具的設計與制作是分開進行的，但正因為如此，這種雙重性所擁有的一種非現實性又反過來嚴重影響到我們所設計制作的產品。而希臘人的觀點則截然不同，在他們那兒不存在兩種表達——“藝術”與“工藝”，而只有一種“techne”，其最恰當的解釋是“技術”。“技術型”的希臘人在確保家具產品本身的美觀實用的前提下生產著家具。

直到18世紀初，其他國家和地區才開始慢慢接觸到希臘人的這種自然而然的，簡約且優雅的功能主義。法國、意大利和英國引領著希臘功能主義的發展；維特魯威（Vitruvius）的希臘新古典主義理論是其發展的強有力的催化劑。以革新理論影響了勞吉爾（Laugier）和卡羅·洛都利（Carlo Lodoli，1690-1761）（18世紀主要的兩位實用主義者）的科迪默（Cordemoy）曾說過，古人僅僅能夠證明的便是像維特魯威說的“遵照理性與事實”—這樣一句在18世紀發展至園藝方面的格言：不管誰建造房屋或種植樹木花草，都應該了解“從事實與使用出發，所有的美都會延續”的道理。

17世紀50年代后期，勞吉爾的關于新希臘功能主義的著作在建筑師當中引起極大的反響。大約同時，洛都利將功能主義原則運用到家具設計當中。洛都利認為椅子的靠背應適合人的背部，椅子的坐面應適合人的臀部。除此之外，他還進行了功能主義設計實踐。他制作了一款（或多或少地以一把古代羅馬椅為原型的）新式的椅子。這款椅子當時沒能得到普遍使用，但不久一位威尼斯的貴族就將一款與之相類似的椅子帶到巴黎。洛都利椅除像法國椅那樣帶有凹面的椅背之外，坐面上也有一明顯的凹面。這種款式很快就被英國人采用。

有一次，洛都利拿自己的椅子與一把華麗的椅子進行了比較，這把椅子以方形笨重的小牛皮裝飾，椅子上還安有飾釘，而正好在扶手位置還加上了致使肘部疼痛的浮雕裝飾。因為椅子太高而且坐面上的飾物又尖又硬，如果想坐這種椅子必須將自己投身其中再滑入椅子內方可。洛都利的功能主義亦具有親切華美的效果。他認為椅子可以“如人所愿地進行雕刻、上漆和鍍金，要滿足人們奢華的品味，只要不忽視舒適與強度的要求便可”，椅子應是“堅固與表面輕巧，舒適與裝飾的完美結合”。洛都利“不反對時尚，而是在不影響有用的事物內在本質的可用性的情況下相當地喜歡時尚，因為時尚賦予我們令人欣喜的迷人的事物多樣性”。他認為適度是重中之重，是完美的功能化與美觀結合的威尼斯鳳尾船建造的目的所在：“事物的最終目標…造就了威尼斯鳳尾船船身航行部件的完美…每塊木構件按照特定的用途成形，并經仔細考慮安裝而成。”洛都利的理論自1753年開始發展；奇彭代爾（Chippendale，1718-1779）運用了洛都利的觀點，荷加斯（Hogarth）通過鳳尾船的構造實例來闡述他的“美的線型”理論。他們想起諺語中關于功能主義的美的表達：“有三件事對我來說妙不可言，噢，是四件…一只鷹在空中飛翔的樣子；一條蛇在巖石上盤著的樣子；一艘船在大海中央的樣子；一個帶著女仆的男人的樣子。”

18世紀后半葉的希臘復興強調貴族性和簡樸；它崇拜古雕像的“貴族的簡潔與肅穆的莊嚴”；它反對維吉爾（Virgil）皇帝般的繁復與羅馬虛飾的奢華，傾心于真正的荷馬原始主義和歐希安（拿破侖最欣賞的一位詩人）打造的原始主義。粗石超自然的特性又再次受到重視，并且發展成不規整的形狀；利都克斯（Ledoux，一位有影響力的設計師）認為基本的造型應依據自然法則，而且應具有造型的表面平滑時最受重視的自然現象的幾何純粹性。所有的這些集中在一起影響著一種新型的無柱式建筑形式和新型功能主義的新古典主義理論的形成。維特魯威自己提出的理論與真實的新希臘主張與之后18世紀的理想主義保持一致。“真實”的概念與“美德”的概念相近，兩者都被認為接近頂峰，就像在莫扎特的“魔笛”（“Magic Flute”）中薩拉斯特羅（Sarastro）為理性與美德所作的贊美詩那樣受到頌揚。這種崇高的理性主義與19世紀“美德”的概念截然不同，后者妥協于從18世紀的功能主義繼承下來的道德上的清教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