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史之其它文化的影響

1、土耳其和印度家具

19世紀前要區分來自中國與印度的影響是很困難的。從16世紀初期開始，印度的設計文化就體現出一種外來多種文化的混合性。設計師們常常將不同的文化相結合，再融入到設計作品中。例如伯瑞恩（Berain）就結合印第安人、阿拉伯人以及摩爾人的設計元素進行設計。從17世紀開始，一種結合西方巴洛克風格并帶有印度民族情調的烏木椅從果阿（Goa）和其他各地得以引進。18世紀，英國式風格的家具以外來的物質例如檀香木和象牙為材料在印度生產，同時這些家具又反映出印度式的裝飾風格。這種風格的齊彭代爾式家具被“喬治四世”擺放于位于布賴頓（Brighton）的中式長廊內。印度的蒙兀爾（Mughal）藝術風格不同于印度式，它與希臘和哥特式風格有著理論上的聯系，因此容易與兩者融合。但因為西方的印度風格只是在文學方面占有明顯地位，因而得益于蒙兀爾藝術的建筑和家具作品在西方并不多見。印度風格的裝飾主題經常運用到室內裝飾當中或以微縮畫的形式在家具中表現出來。位于布賴頓的皇家亭閣和克里米亞的Aloupka宮的裝飾中充分體現了蒙兀爾哥特式與中式風格的完美結合。

土耳其也是外來文化的集散地。土耳其人的形象經常出現于16世紀的怪誕藝術作品中。英國“查爾斯二世”時期的法庭采用了大約一年的土耳其服裝，而塞穆爾·佩皮斯（Samuel Pepys，英日記作家）干脆穿著土耳其長衫。當時出現了帶有土耳其人和土耳其標志（例如新月形裝飾）的床和其它家具產品。土耳其風格在18世紀后期和19世紀初成為一種時尚，但可惜的是，土耳其風格的室內裝飾缺乏形象的素材，因而缺少熱情，例如由米克（Mique）于1775年在法國楓丹白露城設計的“Turc”櫥柜就只是在帶有新月形和穆斯林頭巾類型的裝飾方面不同于古代的怪誕藝術風格。有時家具表面裝飾的瓷片上繪上了土耳其的風景畫。后洛可可時期公眾對“土耳其櫥柜”的喜好與拿破侖建立東方帝國的夢想共同發展。墻面裝飾用的是東方化的Zuber墻紙和織物，家具上覆蓋著給人帶來典雅的克什米爾披肩布。19世紀初，一款名為“ottoman”的長軟椅成為隨處可見的宮廷家具。許多這類長軟椅得到充分裝飾，難以看清內部結構。這種業已完全消失的“ottoman”雖然在古代就出現過，但總的來說它也是與外來裝飾風格的一種融合。

2、非洲、伊斯蘭和原始藝術的影響

1880年代以后，非洲尤其是阿爾及利亞開始引起法國象征主義作家、其他作家和藝術家的興趣。意大利設計師卡洛·巴格迪（Carlo Bugatti，1856-1940）曾于1880年代去過北非地區，而且他將對北非的興趣通過視覺形式表現出來。他于1901年進行的一套室內設計表現了一種獨特的異國風情，盡管其中帶有一些折衷的因素，但還是產生了一致的整體效果。室內家具包括古代和文藝復興時期的家具（例如照片上看到的“X”框架椅）。室內的大部分裝飾源于伊斯蘭北非地區，與當時對新藝術產生影響的溫和摩爾式裝飾風格截然不同。其中采用的材料有：羊皮紙、銅箔、鑲嵌白蠟和象牙，以及皮革。巴格迪還經常使用伊斯蘭字體作為裝飾成分。巴格迪的設計基本上屬于19世紀，但卻預示了未來的家具發展趨勢，例如房間的天花板就采用了方形羊皮裝飾，這與1920和1930年代延伸至家具方面的裝飾習慣相似。

巴格迪設計中的摩爾成分并非原始。真正的原始藝術，特別是以黑人為主的非洲地區的部落藝術才對20世紀初期的歐洲藝術產生了極大影響。原始藝術主要從兩種途徑影響著家具設計：一是通過采用非洲的藝術形式；二是通過使用原始的造型。設計師們在運用工藝和材料時并未忽略對非洲原始藝術造型的采用。從馬瑞爾·科德（Mareel Coard）設計的沙發采用的雕刻紅木和仿藤材料（常使用于仿制部落藝術品中）可以明顯看出來自非洲的影響。由皮爾瑞·利加瑞恩（Pierre Legrain）1924年設計的一款椅子更加極端地采用了生硬的“非洲”造型（椅背采用原始立體主義的藝術形式）。并非只有非洲的家具設計師才會采用原始造型，就像艾琳·格瑞（Eileen Gray，1879-1976）于1923年和1919年分別設計了一款睡椅和一款燈具，它們都具有很明顯的原始造型風格。由咖啡色和銀色（上了銀漆）組成的睡椅是仿南太平洋諸島上的居民使用的獨木舟而成；燈具的設計靈感也來自南太平洋諸島的藝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