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紅木家具博議

一、海派紅木家具是明清家具的延續 

簡練素雅的明式家具和華貴精致的清式家具各以其一代文化的載體而成為當今人們藝術收藏的熱點，傳統瑰寶可謂得其所哉。只是有些家具文化的學者目光專注于明清家具，似乎忽略了明清之后還有這樣一段重要的史實，即中國家具千年發展歷程沒有因為前清的消亡而嘎然中斷，而是繼之以新興的海派家具登上舞臺。海派紅木家具不僅風靡于20世紀前葉的上海，而且引領了中國家具變革的潮流，其造就的奇光異彩足以與此前的明清家具相媲美。目前，隨著歲月的不息淘洗，作為海派文化組成部分的海派紅木家具正在日益突顯出藝術的價值，行將成為又一代傳統的瑰寶。

二、海派紅木家具的源頭文脈悠長 

上海是一塊傳統家具文化根底深厚的沃土。它西引長江，東迎大洋，南北鄰接素稱天堂的蘇杭，地利得天獨厚。今日上海市的松江區曾在明代作為府治與蘇州齊名，因其富庶而獲“蘇松錢賦半天下”之美譽。蘇松兩府經濟的繁榮引發當地的達官名士競相修建私家園林，建筑熱潮又帶動家具業一片興旺。明代嘉靖年間，光是松江府屬下的上海縣城內就棋布私家園林數十座，最著名的明代三園為豫園、露香園和日涉園。其中潘允端所建豫園占地超過70畝，當年滬諺遂有“徐一角，潘半城”之語，徐指徐光啟。日涉園則由明代造園家張南陽總體設計，內列爾雅堂、素竹堂、來鶴堂、明月亭、殿春軒等三十六景，建筑頗具規模。

文人私家園林建筑對于室內家具的陳設需求，直接推動了紅木家具業在蘇松地區的高雅化發展，終使長三角一帶成為明式家具產生的源頭。明人范濂曾在《云間據目鈔》記載松江郡治“隆、萬以來，紈绔豪奢又以櫸木不足貴，凡床櫥幾桌，皆用花梨、癭木、烏木、相思木與黃楊木，極其貴巧，動費萬錢，亦俗之一靡也。”隆、萬指明代隆慶、萬歷朝。云間者，松江之古稱。此可作為明代松江紅木家具興隆的佐證。歷史進入到清代，蘇松地區人氣更趨旺盛，市井工商欣欣向榮。乾隆、嘉慶年間，上海城廂小南門甚至出現了家具店肆鏈接形成的行業一條街。海派紅木家具產生之前上海傳統家具文脈之深長，于此得見一斑。

三、中西文化交融產生海派紅木家具的雛形

上海開埠引發的中西文化大交融帶來孕育海派家具的契機。

1841年，大清道光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敗北，次年便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允許開辟上海為通商口岸。閉關政策結束，外國的領事官員、教會牧師、工商人士紛紛涌入上海租界，西方文化隨之滲透到上海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城市建筑的風格和日用家具的款式。

登陸上海灘的原裝西式白木家具首先為洋務官僚和洋行買辦所接受。隨后新興的城市中產階層也開始仿效西方現代生活方式，進一步助長了西式白木家具的流行。于是，英德等國商人干脆在上海設廠，產銷西式白木家具。國內瞄準這一商機搶先起步的是寧波籍家具商人樂宗葆。他于清同治十年（1871年），在南京路（今南京東路）創辦泰昌木器公司，專門產銷西式的白木家具。1888年，以修理英商輪船公司的船用家具起家的毛全泰木器公司則緊步其后，大規模設廠生產西式白木家具，一時滬上西風勁吹。代表中國固有文化而至此深受擠壓的上海紅木家具業因款式不合時尚而舉步維艱。其中有的一度亦步亦趨地用紅木為西方的僑民和機構復制西式家具，做起“洋莊”生意來。但是更多的從業者卻在慘淡經營中探索新路，以求適應大起變化的市場。他們在清末以吸納廣式風格的改良型紅木家具來縮短與西式家具的距離，主要店肆開設在洋涇浜（今延安東路一帶）。又在民初受到張園、愛儷園等中西合璧式園林風格的影響，制作出大批中西合璧式的紅木家具，讓中西兩種文化相互包容，共存一體。張園本是洋人格農（Grone）的西式花園，建在靜安寺路、慕爾鳴路（今南京西路、茂名北路），清末為無錫人張叔和購下，擴充改造成設施“亦中亦西”的滬上勝地。愛儷園則是英國猶太人哈同（Hadoon）為自己和篤信佛教的中國妻子羅迦陵在靜安寺路和長浜（今延安中路）之間興建的私家花園，1909年落成，占地300畝，景點60余，社會名流、政界要人進出如梭，時稱“滬上大觀園”。園內陳設中西合璧，一如愛儷園之取名，由男主人歐司·愛·哈同之愛字和女主人羅迦陵儷蕤之儷字兩相湊成。中西合璧式紅木家具流行較廣，至今仍有遺物可尋。隨著時間的推移，傳統紅木家具在海納百川的變化過程中逐步顯現出海派的雛形。

四、石庫門住宅群是海派紅木家具成長的搖籃 

20世紀初葉，伴隨十里洋場的迅速都市化，江浙周邊地區的人口和財富不斷向上海集中，刺激建筑業走紅。布局介于中國四合院和西方聯體住宅之間而形制更為緊湊小巧的石庫門里弄成片成片地建起，以滿足處于膨脹狀態的城市中產階層居住需要。建筑式樣與生活方式的改變必然形成家具革新的動力。石庫門內的小康家庭既欣賞西式白木家具的適用，只是嫌派頭太小；又留戀傳統紅木家具的貴重，只是嫌房間不大。這對于工藝根底深厚的上海紅木家具業來說無疑提供了一個建功立業的良機。廠商們于是以海派紅木家具雛形為基礎，各顯神通地創制時新紅木家具，目標就是千方百計去迎合石庫門住戶現代生活的需要。他們借鑒西式白木家具的款式和功能，從西式中做入手，移植與創新并舉，用紅木打造出既具有西式時尚又保持中式優勢的新款“本莊”紅木家具，諸如片子床、大衣柜、五斗櫥、梳妝臺等等，時稱“中西式”。 

“中西式”海派紅木家具是明清傳統家具在上海灘的現代化嘗試，因為順應了城市發展的潮流，所以很快得到以石庫門居住群體為主的上海市民的歡迎。上海紅木家具行業不但元氣得以恢復，而且信心倍增地步入新的發展階段。就連毛全泰和脫離泰昌自立門戶的水明昌等原先的西式白木家具廠商也開始兼做起“中西式”紅木家具來。于是紅木家具店肆很快向南京路（今南京東路）、北京路（今北京東路）、四川路（今四川中路）各處蔓延擴展，最盛時數目超過100家。 

海派紅木家具在風格演進的過程中品種不斷改良創新，款式日益精致實用。開業于清同治元年的張萬利木器號在上世紀30年代向市場推出新創制的摩登房間紅木家具，以其現代、精美、大方而又配套的特色蜚聲滬上，成為海派紅木家具風格成熟的標志。摩登房間是滬語，意思就是時髦的臥室。石庫門住宅設計偏重向陽的臥室，少有寬敞明亮的客廳，養成了上海人家最為講究臥室家具陳設的習慣。摩登房間之所以討得上海人家的歡心，設計方向的對路是一個不小的原因。

五、海派紅木家具風姿獨特 

著名工藝美術理論家朱孝岳先生對于海派紅木家具作過精辟的評判：“海派紅木家具是傳統明式家具與西洋古典家具，主要是巴洛克家具與英國新古典主義家具相結合的產物。”中西兩種家具文化的融合，使得海派紅木家具煥發出亦中亦西的奇光異彩，成為其總體風格的最大特征。無論是在款式功能方面，還是在材料結構方面，或者在雕刻裝飾方面，海派紅木家具中西結合的特征都有充分的表現。 

也有人說海派紅木家具是中式紅木家具的西化。這話又對又不對，就看如何理解西化這個詞。其實從家具功能的角度看，中代表著明清傳統生活方式，西則代表了資本主義都市的現代生活方式。因此中式紅木家具功能的西化，本質上乃是傳統紅木家具功能的現代化。舉例來說，傳統的架子床屋內建屋，已經不適用于層高有限的石庫門房間，而且架子床上防蚊防塵的帳幔在城市也屬于多余，理所當然要被兩側都能上下的紅木片子床所取代。又如，傳統的衣柜上下分格，只適宜平放中式褶疊服裝，無法垂直掛時尚的西裝、大衣和立體裁剪的旗袍，于是代之以紅木三門大櫥又成為理所當然，并且在大櫥的中間門面或邊門背上還要鑲上進口穿衣鏡，以方便男女主人出門之前的整裝。凡是現代生活所需之功能，必有相應品種款式出現，這就是海派紅木家具的現代化。故“現代化”之說，比起“西化”兩字更確切。

在材料結構方面，海派紅木家具相當程度保留了傳統紅木家具的工藝特色。首先是用材考究，產于南亞的黑酸枝老紅木是海派紅木家具首選的材種。花梨木又叫香紅木，因為孔粗色淺而受到輕視，用得并不多。倒是花梨木的樹癭部剖成的木板，金黃的絲流交織如亂云，常被用來作為精品的鑲板，達到裝飾的效果。這種做法還是明代的遺風，明末文人美學家文震亨對此有過極高的評價。其次是結構嚴密，依然保存著傳統的榫卯結構和心板攢邊的做法。西式家具的面板好用實木板，卻被認為不及攢邊工藝的精巧而往往得不到推廣。這類傳統工藝的采用使海派紅木家具顯示出與西方家具各有千秋的風貌，同時也保存了中國傳統紅木家具固有的高品位，  始終得到上流社會的青睞。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戰爭期間上海淪為孤島，在紅木原材料短缺的情況下，海派紅木家具工藝有所改革，發明了在白木內芯外鑲包紅木薄板的技術。這樣做法同時降低了產品成本，銷售面得以擴大，使“好面子”的上海普通家庭也有能力購買而增輝居室。 

在雕刻裝飾方面，海派紅木家具大大簡化了清式紅木家具過于繁復的雕琢，使材質的自然美得到充分顯現。點綴性的二方連續帶狀雕飾和角隅紋樣廣為使用，使家具的外觀新異大方而又不失精致。有趣的是中西紋樣糅合而成的果子花雕刻：洋味十足的大葉紋和中式象征富貴的牡丹花組合成畫面主紋，花葉的空間擠滿了上海人喜聞樂見的壽桃、葡萄、石榴等具有美好寓意的底紋，最有海派味，至今還在被廣為運用。

六、海派紅木家具影響深遠

海派紅木家具在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不但風靡于上海，而且引領中國家具的時尚潮流，實現了傳統家具的現代化變革。當年海派紅木家具創制的品種款式，至今仍然是中國紅木家具生產的主流，并對中國現代白木家具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作為一代海派文化的物質載體，海派紅木家具風格形成的過程，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在上海這塊土地上經受商業化、現代化洗禮的過程。研究海派紅木家具的設計思想，很容易找出其三大海派特點：其一，敢于標新立異突破傳統程式的創新精神；其二，大膽吸納外來文化為己所用的開放心態；其三，精打細算謀取最佳效果的實利原則。對于正在致力于發展新海派的上海紅木家具業來說，這些思想依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