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蘇作家具的特征和風格

我國在明代時，尚無流派可言。當時的家具制作，主要集中在以江蘇省為中心的長江下游一帶。隨著時間的推移，江蘇省的蘇州、揚州和松江一帶的家具制作名望越來越高，這時候不論是皇宮里用的家具，還是官邸私宅用的家具，都是從這里源源不斷地流向四面八方，人們冠以“蘇式”的稱謂。蘇作家具：蘇作也稱蘇式，形成較早，在明式家具中，蘇式家具占很大比重，是明式家具的發源地，所以也可以說是“明式”。換句話說，名揚中外的明式家具，即以蘇式家具為主。蘇式家具是宋代家具藝術的代表，隨著明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它影響了京作家具。

蘇作黃花梨玫瑰椅 （成對）

首先，蘇式家具的發展和風格的形式，與蘇州地區高度發展的文化藝術及特定的文化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中國古代繪畫史上的吳門畫派，就誕生于此地，明代吳門派四大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都在蘇州生活過很長時間。

延伸閱讀：清代蘇式家具的風格特點

蘇式家具的形成和發展則與當時社會經濟與文化的發展是分不開的。明、清時期，有“天堂”美譽的蘇州，是我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中心，清代孫嘉淦《南游記》寫道:“閶門內外，居貨山積，行人水流，列肆招牌，渾若云錦，語其繁華，都門不逮”。明清兩代，蘇州地區生產的絲織、刺繡、印染、紅雕漆器、琢玉、家具和桃花塢木版畫等，遐邇聞名。明張瀚(松窗夢語.百工紀》記載;“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吳制器而美，以為非美弗珍也。……四方貴吳，而吳益工于器”。文獻呼所謂“三吳”，指蘇州與吳州、長洲，合稱三吳，以蘇州為首。所謂“制器”，自然包括家具制作。

明清時期，蘇州地區園林密布，秀甲天下，一時文人薈集，物華天寶，人杰地靈。誠如沈朝初《憶江南》所寫：“蘇州好，城里半園亭”。《吳風錄》也寫道:“雖閭閻下戶，亦飾小山盆島為玩。”造園成為蘇州的一種時尚。明清時期蘇州城鄉共有園辦二百多處，為全國之首。其中不少為文人所構筑，如唐寅(桃花庵)、文震亨(香草垞)、段玉裁、汪琬、吳嘉淦、薛雪、袁學瀾等皆在蘇州有園。這些文人士大夫追求高逸脫俗的意境，寄情山水花草，對蘇式家具產生潛移目默化的影響。特別是明代文震亨的《長物志》、屠隆的《考盤余事》及清代李漁的《閑情偶寄》，這三部書對明清家具進行了品評和總結，推動了蘇式家具藝術水平的提高。蘇式家具之所以脫穎而出，流風彌漫，確實可以說是這種文化背景之下孕育的結果。現存姑蘇庭園中的明式家具，無不造型簡練，樸素大方，古趣淡雅，似有小橋流水，江南人家的韻味。

舉世聞名的明代蘇式家具主要有以下特征和風格

一是比例尺寸合度

明代蘇式家具的一招一式，空間尺寸，都經過反復推敲，達到增一分則長，減一分則短的地步。即使是陳設，也有一套相互適應的規范。

二是圓潤，所謂“明圓清方”

不論是部件斷面，局部圖案，還是整體造型，都呈圓渾柔潤狀態。給人一種自然的美感。

三是精于造材

蘇式家具的主要用料是黃花梨、紫檀木、鐵力木、雞翅木、癭木等優質硬木。

延伸閱讀：蘇式家具與廣式家具差異分析

四是結構整體，線條流暢

蘇式家具制作時采用一木連作，上下貫通，不像清代家具那樣各部件顯分離狀。具體說來，蘇式家具的大器物多采用包鑲手法，即用雜木為骨架，外面粘貼硬木薄板，這種包鑲作法，雖然費時費力，技術要求也較高，但好的包鑲家具，不經過仔細觀察和用手摸一摸，就很難斷定是包鑲作法。其目的是為了不讓人看出破綻，通常把接縫處理在棱角部位，而使家具表面木質紋理保持完整，既節省了材料，又不破壞家具本身的整潔效果。為了節省材料，制作桌、椅、凳等家具時，還常在暗處摻雜其它雜木，這種情況多表現在器物里面的穿帶的用料上。現在宮中收藏的大批蘇式家具，十之八九都有這種情況，而且明清兩代的蘇式家具都是如此。蘇式家具大都油飾漆里，目的在于使穿帶避免受潮.以保持面心不至變形，同時也有遮丑的作用。

五是格調大方，素潔文雅

沒有什么繁雜的雕刻、鑲嵌，即便是雕刻、鑲嵌也很古樸，富有傳統。并主要表現在箱柜和屏聯上。以普通箱柜為例，通常以硬木做成框架，然后按漆工工序涂生漆，糊麻布，上漆灰打磨平整后，上漆兩到三遍，最后上退光漆待陰干后，開始裝飾圖案。先在漆面上描出畫稿，再按圖案形式控槽，再以事先按圖做好的各種質地嵌件鑲在槽內，用膠枯牢，即為成品。蘇式家具中雕刻也大多用小塊堆嵌，整版大面積雕刻的極為少見，常見的鑲嵌材料多為玉石、象牙、羅甸，各種顏色的彩石，各種木雕，木雕中以雞翅木較多。這種鑲嵌手法的優點是可以充分利用材料，那怕只有黃豆大小的石料碎渣或羅甸沙碎屑，都不會廢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