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式家具的演變歷程

近年來，新中式開始風行。今年8月初，中山大涌有了第一屆新中式家具展，這當然是好事。

新中式這個名詞，是北林的張帝樹、南林的張彬淵和中南林的胡景初幾位老師提出來的，以便有別于中國傳統家具——紅木家具。

相信許多人都會問：新中式為什么會產生，它又會往哪里去?讓我們先簡單地梳理一下中國歷來的家具潮流。

明式(1368—1644)

明式家具是中國家具的第一高峰，影響全世界，這不單單是設計，還包含結構、工藝與材料。

• 設計：文人參與家具設計，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

因為明朝初年，反腐敗力度非常大，貪官不是一個人死刑或 死緩，而是誅九族，一個人貪污，最多殺了兩千多人，同時又不實行“高薪養廉”，俸祿非常低。一個縣官，一年只有十擔米，因此，文人都無心仕途，轉而去搞“雜巧淫技”，在古代儒家思想，讀書人不當官，做什么都是雜巧淫技。

于是文人“出世”去煉丹嗜酒甚至吸毒，不然就去“寄情”陶瓷、家具等工藝品的設計。賞心悅目，豐富悠閑的生活，這種道家文化，成為時代潮流的思想指引，講求簡約與自然流暢，這些情懷，都反映到明式家具的設計上。

• 材料：明代手工業生產非常進步。

除了自給，還出口到周邊的國家，當然很多去了南洋。當時海上的交通工具是帆船，去時貨滿艙，回來時除了土產，還得重物壓艙，紅木樹桐是最主要的壓艙物。(后期當然是有意識地砍伐)，回到國內扔到長江邊上。

而明代中期，蘇州太湖邊的櫸木林，已砍伐殆盡，工匠們因此看上了長江邊上的紅木。

由于東南亞的紅木，材質堅硬，所以文人設計時可以用材纖細、流線型、薄木板……設計的空間很大，充分發揮道家的簡約。

假如沒有那么堅硬的紅木，我們很難想象明式家具是后來的那樣子的。

• 工藝：我一直想探討當時的中國工匠如何適應從中硬度木材(密度在0.6-0.7左右)轉為采用高密度木材(密度在0.7以上)。

由于木材十分硬，當時的動物膠是無法粘接的，于是得設計出各種榫卯、各種巧妙的結構來支撐，達到文人簡約、纖細、輕盈的流線型外觀設計。這些結構設計，多虧了堅硬的紅木，多虧了這些能工巧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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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還沒有多少人去從事這一方面的深入的研究，我們只欣賞明式家具的外觀，而一切好像都是理所當然的。其實在工藝方面，工匠們是嘔心瀝血的。

而這時候的大漆工藝，也日趨成熟。高達二十幾道的大漆，不但使木器更光亮潤滑，而且也保護了木材本身。

這些，都是舊時代的歐洲人所望塵莫及的。

今天北歐的設計，都是仿自明式，即使是非常著名的設計，比如漢斯瓦格納(Hans Wegner)，他的中國椅(China Chair)，也仿自明式。朱小杰寫過專文，對比了許多北歐的著名設計的明式的原型。

清式(1644—1911)

明中葉到清，貪污盛行，當官的收入豐厚，于是文人熱衷于仕途，不再參與這些士大夫階級看來是微不足道的雜巧淫技了。

家具行業一下子沒有了靈魂，只留下大批的工匠，家具的制作也落入了工匠之手。工匠哪里懂得什么道家思想，什么簡約主義?只能往工藝去發展，因此雕刻越來越復雜，到最后，完全是在耍技藝了。

清代的家具，體量大、雕刻繁雜，因此可以說，清代的家具，是工匠的家具。

西方的家具發展，是由繁到簡，從巴洛克到洛可可到新古典到現代簡約，中國倒過來，由簡到繁，從明式到清式。

民國家具(1912—1949)

孫中山推翻滿清，民國在風雨飄搖中成立，到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在政治上，這當然是一場愛國運動，在文化上，展開了新文學運動，打到一切傳統的思想，打到孔家店……

當時的中國人以為，中國的落后是由于舊的文化造成的(其實是千年的農業社會，沒有及時地轉變成為工業社會造成的)，因此全盤否定所有傳統的東西。

家具設計也一樣。

外型設計全部照搬西方的，從巴洛克到洛可可，全部引進來，然而材料還是以紅木為主，很少有用橡木(oak)、水曲柳什么的(西方的原樣所采用的木材)。

工匠當然是中國人，因此工藝、雕刻的刀法等等，全是原有的那一套。工匠由于“固有文化”，因此在一些地方，難免還是會摻雜一些“中國的元素”，比如在雕刻方面，將西方的人物、動物改為蝙蝠，如下圖：

在西方，蝙蝠是不祥之物，然而在中國，由于諧音，是吉祥的。

椅子是歐式的風格，但牙板的裝飾雕刻卻是中國傳統的吉祥紋樣。

大衣柜的“帽子”，歐洲款式，但題材卻是中國傳統的吉祥圖案石榴。

椅子腳用西洋家具的獸爪，茶幾卻是中式的三彎腿。

民國家具就是混雜的四不像，這種中國傳統的家具與西洋家具的“雜交”，分兩種方式：

——以洋為主，以中為輔;

——以中為主，以洋為輔。

這是時代的產物，也是時代的無奈。

當然，家具的洋化，需以建筑的洋化為前提。民國建筑，幾乎全部洋化，和今天中國大部分城市里的建筑相似，洋化的建筑也促進了家具的洋化。

今日的家具(1949—)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由于物資匱乏，家具沒有風格可言，都是非常簡單的，為了滿足生活基本功能的設計。

改革開放之后，物質逐漸豐富起來，中國的家具風格，又回到民國家具的老路，因為我們完全籠罩在西方文化之中，我們的建筑、服裝、生活器具……全部都是西式的，中國的文化，深度地迷失。

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民族的自信心逐漸恢復，人們開始回顧自己的文化與傳統。

九十年代，中國傳統家具也就是所謂的紅木家具，開始興起，但在中國的家具市場占有率始終不超過一成，為什么呢?原因大概有以下幾方面：

• 設計：

——在西式的洋樓公寓里，擺放古老的中式傳統家具，顯得十分不協調。

——傳統家具講究的是禮儀，現代的人講究的是舒適。

• 材料：

紅木家具用的是紅木，恰恰是紅木箍死了傳統家具的發展。

——CITES公約，將大部分的紅木，列入管制之中，不準砍伐 買賣。

——國內一些“權威”機構，將所謂的紅木標準，限定在一個非常狹小的范圍之內(5屬8類33種)。

——因此給了商人囤積居奇的機會，紅木被一路炒高。

以上這三方面夾雜在一起，注定了紅木家具的前途。

因此我們說，明代是文人的家具，清代是工匠的家具，現代是材料的家具。

都鐸設計的新生

我們看看英國的都鐸設計，都鐸王朝(1485—1603)是英國全盛的時代，和中國的明代處于同一時期，這個時代的家具，豪華、飽滿、豐富，但發展到今天，英國人做了許多改變：

——尺寸：英國是世界第一個國家工業革命。當時大批的農民工涌進城市打工，因此住房嚴重不足，只能將原有的住房分隔，家具的尺寸只好縮小。

——材料：都鐸設計用的是白橡實木，但今天的都鐸家具，實木部分卻很少了，以中纖板貼木皮(veneer)為主。

——工藝：改用現代的生產方式，用CNC雕刻、仿型機等大型設備取代技工，實行工業化生產。

今天的都鐸家具，外觀有些簡化，這是消費者的需求，但大體上還是都鐸式的。我們的明清家具，沒有走向現代化，因此只能走向小胡同，越走越狹。

胡適說：“文化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工業化的巨大成就，形成了現代文明，形成了新的生活方式，于是中國人開始挑戰西方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挑戰西方現代文化，這本來就是十分正常的邏輯。

馬林諾夫斯基(Malinowski)的文化三因子論(注)，十分詳細地描述了這種新舊交替的過程與結果。

馬林諾夫斯基將文化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層面：器物，用什么工具、器具來生活、生產，比如中國人用筷子吃飯，西洋人用洋槍洋炮打仗。

第二層面：組織，社會如何組織起來，比如政治組織、生產組織……因而形成了生活方式。

第三層面：觀念，人們怎么想，社會的價值觀等等。

一個社會，觀念層是最根深蒂固的，不太會改變，并且“暗中”指導著我們的生活，反射在生活方式之中，影響了人與人的關系。

器物層最容易改變，現在我們的用品、工具、環境設施，幾乎全部移植自西方，實際上，傳統的器物，已經淡出我們的日常生活，而趨于符號化。

于是我們在西方的器物與傳統的觀念的上下夾擊中，生活方式呈現出“土洋”兼雜的狀態。

民國家具那種四不像的土壤還在，難怪今天中國的家具市場，歐美家具還是占大頭。

然而隨著中國國力加強，民族自信心也加強，傳統文化因而逐漸強大，擠壓西方現代文化，組織層也會跟著改變，生活方式也會改變。

新中式終于出現了

新中式有別于傳統家具，設計簡約了，功能性更強了，但還抓住傳統的尾巴，以中國元素來延續傳統。比如：萬字紋、卷書、卷草紋、壽字紋、回字紋、馬蹄腳……等，希望以這些元素去抵御西洋家具的入侵。

有這樣的意識，這樣的行動，中國式家具設計的回歸就有一個開始，就會有發展，雖然清華大學的柳冠中教授認為：孤立的“元素”脫離了它依附的 “系統”，或由“它”和其他元素組成的 “結構”毫無意義。

然而我卻認為：生活方式是承上啟下的，中西文化在組織層里碰撞，逐漸形成一個又一個新的生活方式，這種碰撞就是一種角力。正是中國傳統文化逐漸興起，形成了一種生活方式，終于有了對本民族、文化的需求，才有了新中式。

新中式就是承上啟下的歷史角色。

中西文化會繼續碰撞，角力會繼續，此消彼長，最后一定會使我們回到設計的原點，回到理性的設計。

理性的設計是：充分調查市場，搞清楚中國人喜歡什么東西，我們設計、生產出來的產品，要符合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那自然而然的，產品的中國特色也就孕育在其中了。

新中式繼續發展，也是如此，不必糾結中國元素，中國人設計給中國人使用、符合中國人的生活方式的家具，就是中國式家具。就那么簡單，當然我們還得記住老祖宗的話：因材致用、因地制宜、因人而異、因勢利導。

——材料：放開，可以使用任何合適的，容易獲得的木材，合格的人造板甚至其他新材料。

——工藝：跟著國家的工業進程，盡可能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不要依賴工匠。

否則，中國的家具市場，只能繼續留給歐美設計的家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