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家居董事長趙建國：我是個機會主義者

1951年出生于河北，1979年以前任教于北京四十中，后下海經商，創辦集美家居，將其由生產沙發的生產型企業逐步轉型為市場流通型企業。現在的集美家居是北京最大的家居賣場之一。近年，趙建國開始涉足養生養老產業。集美的業務也開始逐步涉及紅酒、水、橄欖油、茶糖等。

集美家居董事長趙建國

趙建國：我是機會主義者

最得意時最痛苦 曾被看不起 錢是身外之物

“我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北京集美家居董事長趙建國坦然地說。

1979年，這個月薪49塊5的中學老師，決定下海辦木器廠；1990年后，他覺得搞生產很累，又轉向做經營；1995年，他建立北京集美家居賣場，并開始叱咤北京家居賣場界。然而，趙建國卻從未將自己局限為一個“家居人”，他一度后悔沒有在合適的時機進入房地產業，又在最近幾年開始涉及紅酒、飲用水、橄欖油等養老、健康產業。趙建國給他的企業做了一個含糊的定位：“我們是做市場的”。

下海35年，趙建國尋找各種追求財富的機會，并且如愿。但在同時，這個“機會主義者”又常常攤手反問：“錢算什么？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2000年，為支持北京申奧，趙建國主動將6萬平米的賣場夷為平地，18年商業積累歸零，直接損失4000多萬元。2003年，非典爆發，依然處在經營困難期的集美將僅有的幾百萬全數捐給醫院。他說：“如果不是遇上好時代，我本來就是個49塊5收入的小教師。”

“人生在世是干什么來的？樂呵唄！”趙建國這樣解釋。他享受著征服的樂趣，也驕傲于自己“非常強的責任感”。“按理說我也可以休息了，但是不甘心啊，互聯網還沒跟上呢！”這一年，趙建國63歲。

我是個機會主義者 集美是做市場的

記者：近幾年，集美開始逐步涉及紅酒、水、橄欖油這樣的產業，但是作為一個家居賣場發家的企業，這樣的延伸看似跟原本的產業毫無關聯，您為什么會選擇往這些方面去發展？

趙建國：因為2009年的時候，我趁著西方經濟危機，在巴黎買了兩棟樓，就開始做家具建材出口生意，但是后來由于西方經濟危機，再加上他們有時候弄點反侵銷稅什么的很別扭。后來我們就在思索這些東西，我們能不能把出口型轉成進口型。所以我們就開始從2010年研究紅酒。在做進口的過程中，又發現隨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后，人們對于養生產業越來越關注，而且隨著中國的迅速老齡化，養老產業出現在市場。這樣，我們就開始在養生、養老這兩個地方進行探討。經過去年將近一年的摸索，現在基本上算是摸著點兒門了。

記者：那感覺這個選擇的初衷看起來有一些機緣巧合。

趙建國：有點巧合，也不都是巧合。因為最近兩三年以來，我一直在思索一個東西，就是我們現在到底到了什么時代了？已經到了互聯網時代，到了信息時代，到了物聯網時代了。在這個時代，我們做家具建材市場的，如果不趕緊調整思路，有可能跟不上形勢。后來實踐證明了家具建材產品在短期內還不特別適合在網上銷售，我們還是跟不上。我又開始尋找，就發現養生產品是特別適合在網上銷售的。

記者：您直接就把觸角伸向了非家具產業。

趙建國：一個人只能跟上勢才能真正把工作做好。我們現在的形勢已經在向互聯網發展了，時代迫切需要我們做養生養老產業的時候，去做就比較容易。如果我們還是把自己停留在原來的家居市場去考慮問題，由于宏觀調控，我們可能要受點影響了。再一個就是目前在市場上面，做家居的企業太多了，這是一片紅海了，我們為什么有藍海不發展，非得要去發展紅海？集美到底是做什么的？集美實際上是做市場的。

記者：這是您近幾年才有的感悟嗎？如果這是您近幾年的體會的話，我能不能理解為它是您在家居領域本身碰到困難和瓶頸之后，開始思索重新定位的問題？

趙建國：可以這樣認為，這是其中一個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現在國家對形勢的發展和需求，應該大于企業的發展和需求，你只有跟著國家大勢才能把工作做好。

記者：所以您平時也會關注很多社會問題和狀況？

趙建國：可以這么說，我曾經說我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機會來的時候我應該是趕緊抓緊跟上。比如說1978年的時候，我是在北京團市委工作。1979年，我就堅決下海棄教從工了。

最得意的時候最痛苦 早該去做房地產

記者：您說的這個機會主義者，我可不可以理解為您對國家的政策有比較敏銳的嗅覺？

趙建國：我的嗅覺算比較敏感。1990年以后，我覺得那會兒搞一個工廠很累，很麻煩，后來我就開始搞經營。我在搞生產的時候，北京集美家居很牛的。1992年我改做經營之后，我又在北京做到了第一。1995年之后，我發現做經營做兩年還是不行。我做了市場之后，我就搭一個平臺，讓好多企業上來干。 

現在回過頭來反思這些歷史的時候，會發現，一個人最痛苦的應該是什么？應該是他在行業里太得意的時候。假如我五六年前轉換一點思路，不是在家居行業這么得意地去發展自己，而是進入房地產業，要比現在好多了。

記者：您后悔了？

趙建國：原來也有過這個念頭。那時候在這個行業里邊，大家把我當教父，我也儼然以教父自居，總是覺得不錯了，挺好。（這就）壞了。現在回頭來看，剛才你提到的，我在巴黎是不是遇到一些挫折。我出口確實遇到挫折。我為什么非要吊在我現在熟悉的家居建材市場去發展呢？如果把這些抽出本質，我是個做市場的，我再去做養生養老產業，不會太費勁。

因為曾被看不起 所以要幫中國爭氣

記者：但是您在一次次做完全脫離原來那條路的選擇的時候，是什么樣的心態呢？

趙建國：我有一種非常強的責任感，我有一種非常強的自信感，我不懼怕失敗。其實就算現在再大的挫折都比不上改革開放初期的困難大。什么叫創新？創新就叫離經叛道。在原來整個中國都在左的思潮影響下，任何越雷池半步（的做法）都叫違法。成功了叫創新，失敗了叫違法，嚴重了叫犯罪。

記者：“我具有社會責任”，我覺得這句話說出來都是需要蠻大勇氣的。現在這個社會是一個個體非常擴大化的社會，每個人都在強調自己的力量，強調自己能夠獲得什么。我不太能夠理解您怎么能有這么大的底氣來講“我是一個有社會責任的人”。

趙建國：我原來就是一個要飯的窮小子，沒什么本事。我在插隊的時候，我一天就掙3毛2分7。我下海之前我的月薪49塊5毛錢。同樣是我，今天我收入是那時候的幾千倍、上萬倍。這是我有本事嗎？當然不是，是因為趕到好時候了。

另外，我曾經受過一次猛烈的刺激。1992年，我第一次出國，路經香港，導游告訴我們到了外面千萬別說你是中國大陸的。

記者：為什么？

趙建國：就因為我們窮，讓人看不起。就這一句話深深的刺激了我。所以到了哪兒，我們這幾人就跟抽了風一樣，我們把帶去的錢全花光了，吃飯一定要吃最好的，告訴他們爺就是大陸的。所以我說，我們橫下一條心，甭管遇到什么樣的挫折，哪怕哪天說下次再搞運動會，我全都上繳了，不就完了，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來就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當人有這種愿望的時候，就什么都不怕了。

記者：所以2000年，為北京申奧，您放棄了五棵松的賣場？

趙建國：對，我干了18年，所有的積累都變成6萬平米的建筑，應該是當時北京做得最火的一個市場。因為我是政協委員，我知道申奧對中國人的重要性。中國人在國際上受氣一百多年了，申奧就是為了給中國人爭口氣，如果我們耽誤了，我們將從良心上受到終生譴責。所以6萬平米建筑我們一分錢補償都沒要，這倒也罷了，我搬完了以后，連墻都推倒，連渣土都拉干凈了。

記者：那次損失多少錢？

趙建國：直接經濟損失4000多萬。

記者：這里不光是錢的問題，這是您十八年創業的所有心血。

趙建國：當時連死的心都有了，咬著牙，這回又白干了，又回到解放前了。

這段歷史應該是集美很悲壯的歷史，為什么集美在北京比居然之家比紅星美凱龍發展得慢？其實并不是我們比他們笨。一開始集美比他們面積還大，但由于大拆遷，我們拆沒了，實際上集美是從2000年重新起步的。

錢是身外之物 但一定要實現夢想

記者：在整個的故事里面，我看到兩個您。前一段采訪里面，您自己也說您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哪兒賺錢我就去哪兒，我覺得您是一個野心特別大的人。但聽到剛才這個故事。我覺得錢對您來說又沒什么，“我就是一個拿著49塊5工薪的人”。

趙建國：因為我覺得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但是我們能實現自己夢想的時候，我們一定要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就是像今天，我今年63周歲了，我從今年開始全面踏入養生產業。我有把握五年之后，你會看到全新的集美模式，而且我的業務量要比現在大幾倍，我有把握。

記者：就是您說的，除了責任心之外的那個自信心？

趙建國：對。

記者：所以集美不能停下來，您自己也沒有辦法停下來。

趙建國：沒停下來啊，往前走了！我闖新路是這樣闖的，都把路闖開之后，就可以交給新人去做了。

記者：您是很享受這種排頭兵的感覺嗎？

趙建國：習慣了吧！其實人生在世到底是干什么來的？人到世界上是來找樂呵的。人有三大終極樂趣。一個就是獲得成功的時候那種快感，也就是成就感。現在一說阿里巴巴就是馬云，一說馬云就是阿里巴巴，他把他自己跟企業劃等號，這是最高興的事。當一個人把事業看到是生命的時候，他什么都無所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