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史之中國主義與現代家具

由荷蘭建筑師里特維爾德于1917-1918年間所設計的紅藍椅（Red and Blue Chair），在現代家具的發展中有著劃時代的意義，歷史學家、傳記作家和設計師都花費了大量時間，試圖找出其設計思想的真正來源，或者說其原始構思究竟與哪些文化因素有關。紅藍椅表達了一種基本的“非靜態的”構成準則，后來，凡·陶斯伯格（Van Doesburg）對這一準則作了系統的闡述，蒙德里安（Mondrian）后來也很不情愿地接受了這一觀點。那么在里特維德的設計生涯中，為什么會在1917-1918年間突然設計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紅藍椅，從而揭開了現代椅子設計的新篇章？這至今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當然，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有關的其它問題有待我們去研究，比如說與機械的關系、與其它國家當代藝術之間的關系、里特維德與包豪斯的合作等，這些問題都非常重要，值得重視，不過為什么沒有注意一下里特維爾德與中國文化或者更直接地說與中國古代家具之間的關系呢？事實上紅藍椅與中國宋代的一種椅子有著直接的關系。可以說，就設計構思而言他們幾乎就是一樣的，這是不是一種巧合呢？如果考察一下當時中國與荷蘭之間的文化交流，就不難看出這并非完全巧合。恰恰就是荷蘭在中國明代在對中國進行殖民擴張的過程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從而開始了中國與歐洲之間文化交流的新階段。盡管后來英國和法國取代荷蘭成為與中國在文化和其他方面交流的主要國家，但荷蘭在歐洲與中國的關系中始終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這些交流使得歐洲和美國的中國風一浪高過一浪，他們各自帶有不同的中國文化信息，就家具設計而言，這些信息包括從清式家具的裝飾母題到明式家具的簡潔性和功能性，從宋式家具的設計思想和創新精神到明式家具的精湛工藝和材料運用的合理性。

那么自本世紀開始至今，中國主義在現代椅子設計的發展進程中到底起了哪些作用呢？目前多數學者認為，世界家具的歷史主要是歐洲家具的歷史，我認為這種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世界家具主要是由兩大體系組成的：歐洲家具體系和中國家具體系，至少從體系本身的成熟程度、體系的特征以及在世界家具尤其是現代家具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等方面來看，他們同等重要，具有相同的地位。由于受有關中國古代家具資料特別是元代以前資料的限制，至今還沒有一本完整的中國古代家具史。自1949年以來，中國在考古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也許現在正是學者們借助于這些成果開始和完成這項工作的時候。

總之，正是里特維爾德首先真正地向著簡潔而又更為功能化、風格化、更具創新的現代椅子設計邁出了第一步。從那時起，在世界各地所設計和生產的現代椅子中，也許有一半或多或少、明顯或不明顯地受到過他的啟示，這些啟示不僅僅來自于紅藍椅，還有許多里特維德設計的其它椅子，比如1927年設計的單一構架椅（one-piece moulded chair）、1934年設計的“Z”形椅（Zig-Zag chair）和平民椅（“Poor Art ”chair），從這些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中國宋代家具的某些影響，他們不僅在現在，即使在將來也將具有深遠的意義。

格羅庇烏斯于1919年建立包豪斯學校，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麥金托什、賴特和里特維爾德所倡導的現代椅子由“感性”向“理性”的轉變的必然結果。有一批天才的設計師如布勞耶、密斯以及他們遍布全球的學生們的支持，包豪斯對包括家具設計在內的許多方面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雖然不能肯定包豪斯與中國設計文化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系，但是可以肯定兩者之間存在著許多非直接的關系，另外，包豪斯與諸如日本水印畫等東方設計之間也有很多聯系。

盡管包豪斯宣稱在設計思想上排除一切傳統，但也許只是指歐洲傳統，而不包括其它的傳統。事實上，包豪斯家具的設計方法與設計標準與中國的宋式和明式家具幾乎相同。這是否是一種文化上的巧合呢？中國古代家具是否直接導致了現代家具在設計方向上的某些基本改變，這雖然仍是一個問題，但是中國明式家具深深地影響了一些歐洲設計師卻是毫無疑問的。

由包豪斯所創立的國際式在30年代已被傳遍了全世界，雖然受到尊重并被廣泛地引用，但也有人提出異議，在斯堪的納維亞，針對國際式冷冰冰的格調與機器般的精確，出現了一些修正建議，設計師們感到這種鋼木制成的、具有嚴格幾何體和純粹功能化的家具太缺乏人情味。而他們基于家庭、自然、住房和傳統文化的價值觀，設計了雖也受國際式影響的家具，卻更具溫情、更富人情味，是一種與中國人相同的更具生活情趣的自然風格。出于和中國人一樣的對溫暖的自然的木材的崇尚，許多斯堪的納維亞設計師在設計和制作他們的作品時喜歡參考中國的實例并從中汲取靈感也就不足為奇了。

丹麥現代設計師們為什么能設計出杰出的“中國式”家具？要解釋這一點，除了考慮其優良的傳統木材加工工藝以外，還有一個重要事實不能忽視。幾百年來，人們撰寫出版了很多形形色色的世界家具史，但只有丹麥設計師奧利•瓦歇爾（Ole Wanscher）在1932年撰寫出版的關于世界家具史的書籍《家具的類型》（《Mobel Typer》）中，首次確立了中國家具在世界家具體系中的地位。這一事實至少可以被理解為，一些丹麥設計師已經較早地認識到了中國家具設計的價值和啟發作用。自那時起，世界上有關家具史的書籍都為中國家具體系留出了一定的版面，盡管這些版面并不總是那么充足。

眾所周知，今天的斯堪的那維亞家具形式植根于聞名世界的“瑞典現代風格”（Swedish Modern），而瑞典風格本身又受包豪斯純粹功能主義的影響。盡管瑞典本身也是因研究中國文化而著名的主要國家之一，但是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瑞典現代風格”中的中國元素。從馬姆斯滕（C.Malmsten）、勒威爾倫茨（S.Lewerentz）、艾斯布朗特（E.G.Asplund）和馬松（B·Mathsson）的作品中，不難發現某些“中國主義”元素使它們受到世界的贊賞。在丹麥，凱爾·柯林特（Kaare Klint）推出了一套新的關于家具設計的思考方法，這套方法是在對人類解剖學、行為學進行技術性研究的同時，也研究并引用了其他文化體系中最好的家具實物如埃及、英國和中國家具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柯林特相信，包豪斯在拒絕過去傳統的同時也犧牲了許多好的東西。他讓他的學生們對各種家具進行研究，從中尋找功能要素，在對他們的發現進行分析和考察后，設計制造出新型的式樣。因此，許多新家具形式的產生并不是通過新發明而是通過對舊形式的更新而取得的，從而使得40和50年代的斯堪的那維亞家具如此的與眾不同，而且馳名世界。丹麥的柚木式（Teak Style）家具與中國明式家具有著相同的思想，這種風格經過漢斯·威格納（Hans Wegner）、芬·居爾（Finn Juhl）、彼得·哈佛德（Peter Hvidt）等人的努力而受到世人的關注。柚木式家具的木料是手工加工的，邊和角都呈曲線，而且非常平滑，工藝十分精良，這也正是這種設計風格的主要特色之一。比如漢斯·威格納，他的 “1946中國椅”（China Chair in 1949）“1949之椅”（The Chair in 1949）“1950之椅24號”（Chair 24 in 1950）等等，都直接以中國明式椅子為原型，其靠背的形狀、頂部和展寬部分呈曲線形的靠背立柱、椅背中間“Y”形的靠背板，這些元素都源自中國的家具設計。

在現代家具設計運動中，誰也不能忽視“芬蘭學派”（Finnish School）。也許芬蘭的設計是間接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一個典型例子，其作品簡潔、實用、舒適、工藝精良。芬蘭的現代家具為世界造就了一大批偉大的設計師，如老沙里寧（Eliel Saarinen）、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約里奧·庫卡波羅（Yjrö Kukkapuro）、約里奧·威勒海蒙（Yjrö Wiherheimo）等等，從他們的作品中，無意間總會透露出一些東方的意匠——直接的或者是非直接的中國意匠。為什么會這樣？這仍有待于進一步的深入研究。與歐洲家具體系一樣，中國家具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從原始型態到成為完整的體系，形成了許多成熟的風格，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宋式（10世紀~13世紀）、明式（14世紀~17世紀）和清式（17世紀~19世紀）。

在歐洲家具體系的中國風和中國主義中，我們很有意思地發現，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設計師表現出對中國家具的不同興趣。在工業革命之前，不管是在英國還是法國，設計師們明顯地傾向于清式家具，尤其是清式家具的裝飾主題和裝飾方法；工業革命以后，設計師們開始熱衷于明式家具，但同時也沒有忘記清式家具的某些構造方式和裝飾母題；自本世紀以來，隨著越來越多的明代以前的中國家具的發現和出土，一些現代設計師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充滿著新思想和創造精神的宋代家具上，并從中受到了某種啟示；隨著現代國際式的傳播，明式家具又一次受到了設計師們的青睞，用以緩和國際式的生硬和冰冷。

家具的歷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與材料、氣候、地理環境、科學、歷史、商貿、社會環境、宗教和文化交流等有著密切的聯系。歐洲家具體系直接起源和發展于埃及和希臘，相比之下，中國家具體系的出現和成熟則幾乎是獨立的，而且是按著循序漸進的模式發展的。中國家具不僅與中國建筑有著密切的關系，而且和中國的繪畫、書法以及其它傳統工藝和藝術之間有著不解之緣。最有意思的是，中國家具的發展也許還與某些神秘的性生活需要有關，這些春宮內容在大量的中國古代木刻版畫和繪畫作品中很好地保存了下來。比如，某些奇怪的中國椅子和許多在世界各地普遍使用的躺椅系列，都能夠從中國的春宮畫中找到它們的原型。

任何一種新的風格，都會有其明顯的或隱含的歷史淵源。作為世界家具發展中兩種主要體系之一的中國家具，在現代家具演進的每一個過程中都做出過特有的不可缺少的貢獻，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任何文化交流都會給設計思想的諸多方面帶來新的變化，這是非常符合邏輯的。